第二天清晨，推土机轰鸣着开进来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对面。屋檐的幻影消失了，只剩一地碎砖。但在最高的一堆瓦砾顶端，有人端正地放上了那块陈伯摩挲过的、有着云纹的瓦当。瓦当被晨光洗得发亮，上面的云纹盘旋着，仿佛还在努力牵拽着早已消散在空中的、最后一缕属于旧日的云气。

凌晨三点，我又看见了那盏灯。

隔着潮湿的玻璃，它在对面老房子的屋檐下摇晃，一团昏黄的光，在墨一样的夜色里泅开一小圈暖色的涟漪。这条老街快要拆了，大多窗户黑着，像盲人的眼。只有那盏灯，夜夜亮着，固执得像个守夜的更夫。

我记得它第一次亮起，是去年秋天。那时，隔壁陈伯还没搬走。他总在黄昏时搬一把藤椅，坐在吱呀作响的木门槛上，手里摩挲着一块暗红色的石头。他说，那不是石头，是瓦当，是从这老屋屋顶上掉下来的。“你看这上面的纹，”他把瓦当举到残阳里，“是云纹。以前的匠人，相信屋瓦上的云，能引来天上的云，雨水就来了。”

陈伯说话时，眼睛望着自家屋檐。那里空荡荡的，只剩几根朽黑的椽子，指向天空。他的儿子来接过他好几次，去城里带电梯的楼房。他不肯。“房子老了，骨头也老了，挪不动了。”后来儿子发了火，说这破房子有什么可守的。陈伯那晚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：“屋檐没了，家就只剩一个‘户’了。人住在‘户’里，跟关在笼子里有什么两样？”

儿子还是强行给他办了手续。搬家的卡车轰隆隆开来那天，陈伯没吵没闹。他只是在临走前，颤巍巍地爬上梯子，在空无一物的屋檐下，挂上了一盏老式的防风煤油灯。他拧亮灯芯，那光不大，却稳稳地立在了虚无的屋檐角上。卡车载着他和几十年光阴走了，那盏灯却留了下来。

灯成了老街的谜。电早就断了，是谁夜夜去点灯？起初大家猜测是陈伯偷偷回来。但守了几夜，也没见人影。灯却总在入夜时亮起，凌晨时熄灭，准得像星辰起落。

一个雨夜，我撑着伞提前躲在对面的废墟里。雨水顺着破败的屋脊淌下，像老房子的眼泪。将近子夜，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了。不是陈伯。是收废品的哑叔。他住在街尾一个用塑料布搭的窝棚里，平时沉默地整理废纸壳和空瓶，几乎不与人交流。

他手里提着一个旧暖水瓶。他熟练地架起梯子，爬上去，取下玻璃灯罩。我看到他从暖水瓶里倒出些什么，液体在灯盏里晃荡。然后他划亮火柴，灯芯被点燃，光晕重新笼罩了他布满皱纹的脸。他小心地挂好灯，仰头看了好一会儿。雨丝穿过灯光，像金色的针，落在他微微扬起的脸上。那一刻，他脸上有种近乎虔诚的平静。

我后来才从更老的街坊那里听说，哑叔不是天生就哑。很多年前，他也是这条街上的住户，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家，也夺走了他的声音。陈伯当时救了他，也收留了他一阵。原来，他暖水瓶里装的，是煤油。他每天穿行在城市庞大的躯体里，捡拾它丢弃的养分，却把最干净、最珍贵的一点火种，日日送来，供奉给一片虚无的屋檐。

老街终于要拆了。推土机像钢铁巨兽，蹲在街口喘息。最后那个晚上，我坐在窗前。对面，那盏灯如期亮起。在瓦砾和断墙的背景下，它显得那么小，那么不合时宜。可它亮着，就仿佛那屋檐还在，那为屋檐遮挡过风雨、也引来祥云的瓦当还在，那坐在屋檐下讲古的人还在。

灯下，哑叔的身影如期出现。他照例完成那套仪式。但这次，他没有马上离开。他站在瓦砾堆上，朝着曾经是陈伯家正堂的方向，慢慢弯下腰，鞠了三个躬。然后，他摘下了那盏灯，吹熄了火焰。

世界陷入一片黑暗。只有远处新城的霓虹，在天际线涂抹着永不疲倦的、冷硬的光。

第二天清晨，推土机轰鸣着开进来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对面。屋檐的幻影消失了，只剩一地碎砖。但在最高的一堆瓦砾顶端，有人端正地放上了那块陈伯摩挲过的、有着云纹的瓦当。瓦当被晨光洗得发亮，上面的云纹盘旋着，仿佛还在努力牵拽着早已消散在空中的、最后一缕属于旧日的云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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