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那辆黑色永久牌自行车没有带走，留在了车棚最靠里的位置。车座上套着两个塑料袋，扎得很紧。

大三那年春天，我丢了一把伞。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超市里十九块九的折叠伞，深蓝色，手柄上贴着一张图书馆的条形码贴纸。但那天雨下得很大，从教学楼到宿舍区有将近一公里的路，我站在门廊下，看着雨水把台阶打得噼啪作响，忽然就挪不动脚。

后来是蹭了室友的伞回去的。两个人挤在一把伞底下，肩膀各湿一半，踩了一鞋子的水。经过自行车棚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吹口琴。

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老赵。

老赵是学校自行车棚的管理员，大概六十出头，头发白了大半，个子不高，背微微有点驼。他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把学生们乱停的自行车摆整齐，下雨天给没带雨具的车座套上塑料袋。车棚入口旁边有一间不到四平米的小屋，里面放着一把藤椅、一个电热水壶、一台巴掌大的收音机，墙上挂着一把旧口琴。

我开始注意他是在丢伞之后。可能是因为那场雨，也可能是因为大三那个学期我整个人都像被泡在雨水里——保研的材料准备了很久，最后差零点几个绩点，名单公布那天我一个人在操场走了十几圈，走到跑道上的白线都看不清了。不是什么天大的挫折，但二十二岁的年纪，还没学会怎么体面地接受“差一点”。

车棚成了我每天停留最久的地方。我的自行车是一辆二手的永久牌，黑色的漆掉了一半，车铃铛按不响，但骑起来很顺。每天早上我把车推进车棚，老赵已经在藤椅上坐着了，收音机里放着评书，单田芳的嗓音沙哑而铿锵。他看见我来，会点点头，偶尔说一句“今天天气不错”或者“下午有雨，车座给你套好了”。傍晚我去取车的时候，他通常在小屋门口择菜，或者用一块绒布擦那把口琴。

我一直想问那把口琴的事，但没好意思开口。

五月的一个傍晚，我从图书馆出来，远远听见车棚里传来口琴声。吹的是《南屏晚钟》，调子断断续续的，像是记不全谱子，但每一个音都吹得很认真。我走过去的时候曲子刚好停了，老赵抬头看见我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口琴在裤子上蹭了蹭。

“年轻时候学的，”他说，“好久没吹了，手生。”

那天我们说了比过去两个月加起来还多的话。他问我学什么的，我说中文系。他眼睛亮了一下，说他也喜欢读书，年轻时候在县里的文化站工作过几年，后来站撤了，就到处打零工。来这个大学是托了亲戚的关系，谋了个管车棚的差事。“挺好的，”他说，“跟你们这些读书的娃娃待在一起，沾点文气。”

后来我几乎每天都跟他聊一会儿。他跟我讲县文化站的旧事，说那时候全站就一台录音机，放磁带的，他每天负责给来借书的人放轻音乐。他最得意的是有一年县里搞文艺汇演，他用口琴给一个唱歌的姑娘伴奏，吹的就是《南屏晚钟》。那个姑娘后来嫁给了别人，但那支曲子他记了一辈子。

“有些东西没结果，”他把口琴翻过来，给我看上面刻的两个字母，“但不是说它就不重要。”

六月底下了一场暴雨。那天的雨来得毫无预兆，上午还是大太阳，下午天就黑得像傍晚。我正在教学楼里上课，听见雷声一个接一个地滚过去，雨点砸在窗户上像有人在外面泼水。下课的时候雨势稍小了些，但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脚踝。我跑向车棚，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撑着伞站在雨里，正在一辆一辆地给自行车套塑料袋。

老赵的裤腿湿到了膝盖以上，后背也洇了一大片。他看见我跑过来，指了指角落里我的车，说：“你的我第一个套的，雨太大，套了两个袋子。”他的声音被雨声压得很小，但我听得很清楚。

我站在那里，雨水顺着车棚的边缘淌下来，形成一道透明的帘子。老赵又弯腰去套下一辆车，他的伞歪在一边，大半个人都露在外面。那个瞬间我忽然想起公布保研结果那天的自己，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，觉得天塌了。而此刻有一个人，正弯着腰给几百辆素不相识的自行车套塑料袋，每一辆都仔仔细细地扎好袋口。

秋天开学的时候，自行车棚的小屋空了。我问了后勤的人，说老赵暑假的时候查出了病，回老家去了。他的藤椅还在，电热水壶还在，收音机也还在，但墙上那把口琴不见了。

后来我在车棚的窗台上发现了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我那把丢了大半年的折叠伞，深蓝色，手柄上贴着图书馆的条形码。袋子外面用圆珠笔写着“陈屿收”，字迹歪歪扭扭，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。大概是他在整理车棚哪个角落的时候找到了，就一直留着等我来拿。
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记住我名字的。车棚里每天来去几百个学生，他从来没有问过我，但他记住了。

毕业那年六月，离校前我又去了一趟自行车棚。棚里停着几辆落满灰的旧车，不知道它们的主人是不是也毕业了。小屋换了新的管理员，是个中年女人，正在用手机放电视剧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听见车棚外面有人按车铃，叮铃铃的，声音清脆，像那年雨天的口琴声。

我那辆黑色永久牌自行车没有带走，留在了车棚最靠里的位置。车座上套着两个塑料袋，扎得很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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