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校史馆，重新走入阳光充沛、人声鼎沸的校园，那种反差总让我恍惚。眼前的鲜活与墙上的淡褪，仿佛是两个平行的世界。一个在剧烈地呼吸、奔跑、生长；另一个，则在幽暗的房间里，缓慢地、安静地、无可挽回地淡去。

校史馆在行政楼顶层，一个很少有人踏足的房间。光线被厚重的暗红色天鹅绒窗帘过滤，显得幽暗而肃穆。空气里有旧木头、装裱浆糊和纸张年深日久的微酸气味。墙上挂满了历任校长的肖像、泛黄的文件影印件，以及各个年代获得的锦旗、奖杯的复制品。而在最里面那面墙，像一面沉默的纪念碑，悬挂着历届毕业班的集体照。

照片按照年份顺序排列，从黑白到彩色，从模糊到清晰。框架是统一的深褐色木纹，玻璃蒙尘。我总在等待会议或送交材料的无聊间隙，溜到那里，沿着时间的轴线，一张张看过去。

照片里的人，从穿着长衫或旗袍，到列宁装、军便服，再到后来与我们无异的运动款校服。发型在变，表情的松紧程度在变，背景的楼房样式也在变。但构图几乎雷同：几排阶梯，前排坐着老师和校领导，中后排站着学生，所有人都望向镜头，努力做出最好或至少最得体的样子。那些面孔，无论属于哪个时代，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，都凝固着一种相似的、属于青春落幕与崭新开端的混合神情——些许憧憬，些许茫然，些许努力维持的庄重。

而真正吸引我的，是照片不可避免的“褪色”。

最早的黑白照，本身就已是一种褪色。银盐颗粒构成的影像，历经数十年，对比度降低，高光部分泛出陈旧的、温暖的棕黄，阴影则模糊成一片柔和的深灰。人物的五官细节有些已难以辨认，只剩下轮廓和光影，像一群来自遥远时代的、优雅的幽灵。

彩照的褪色则更加复杂、微妙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些，用的是容易褪色的彩色胶卷。原本鲜艳的红色校旗，褪成了粉白色；蓝色的天空背景，变成了清淡的、发灰的蓝绿；学生们脸颊上那层被闪光灯打出的、不自然的红晕，也消散殆尽，只剩下肤色本身那种淡淡的、偏黄的质感。整张照片像是被水洗过，又晒了太久的太阳，色彩饱和度极低，蒙着一层怀旧的、淡淡的奶油色滤镜。人物的笑容，也因此显得更加含蓄、更加遥远，仿佛隔着一层时光的毛玻璃。

即使是九十年代后期、我们入学前后的彩照，褪色也已悄然开始。化学染料的不稳定性，使得某些颜色（特别是某些批次的蓝色和紫色）率先发生变化。班级横幅上的字迹，边缘开始微微晕开；后排某个同学衣服上鲜艳的图案，颜色变得不再纯粹。这种褪色是局部的、不均匀的，像时间这位画师，在用一种极其缓慢的笔触，对照片进行着二次创作，削弱其当下的“真实感”，强化其作为“历史物件”的质感。

我常常凑得很近，鼻子几乎贴到冰凉的玻璃上，仔细分辨那些模糊的面孔和背景细节。试图从那些褪色的影像中，捕捉到一丝当年气息：他们那时的烦恼是什么？流行什么歌曲？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想象？这种努力多半徒劳，照片沉默不语，只是以它越来越淡的色块和轮廓，对抗着观者的解读欲望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发现有些照片的角落，出现了银纹或变色斑。那是相纸乳剂层老化、氧化产生的痕迹，像时间的湿疹，无法修复。有些斑点正好落在某个人脸上，于是那张本应清晰的面容，便永远地缺失了一块，或是笼罩在一小片棕色的迷雾中。这种物理性的损毁，比均匀的褪色更令人心悸。它提醒我，这些照片不仅是影像的载体，也是物质的实体，与所有实体一样，无法逃脱腐朽的法则。记忆的载体，本身也在被时间不可逆地侵蚀。

有时，我会想象自己班级的毕业照，多年以后挂在这里的模样。那些此刻无比清晰、生动的脸庞，会不会也渐渐模糊？我们身上天蓝色的校服，会不会褪成一种可疑的灰白？那些因为憋笑而扭曲的嘴角，或是因为紧张而瞪大的眼睛，会不会在色彩的流失中，变得含义不明？这种想象，给当下那个即将被拍摄的“此刻”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、提前到来的乡愁。

离开校史馆，重新走入阳光充沛、人声鼎沸的校园，那种反差总让我恍惚。眼前的鲜活与墙上的淡褪，仿佛是两个平行的世界。一个在剧烈地呼吸、奔跑、生长；另一个，则在幽暗的房间里，缓慢地、安静地、无可挽回地淡去。

这些褪色的集体照，像一扇扇越来越模糊的窗户，通往无数个已然消逝的“此刻”。它们告诉我，所有此刻的喧嚣、所有青春的浓度，最终都将被时间稀释、调和，变成墙上那一抹柔和的、失真的色斑。而保存，与其说是对抗遗忘，不如说是一种优雅的、缓慢的投降——承认记忆必然褪色，并以这种褪色本身，来证明那段时光确实曾经浓烈地存在过。当我们这一届的照片也被挂上，并开始它漫长的褪色之旅时，我们也就正式加入了那条由无数淡去面孔组成的、寂静的河流，成为校史馆幽光中，又一抹即将模糊的、温暖的背景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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