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,我读到关于古籍修复的报道,看到更先进的设备,比如多光谱成像仪,可以揭示肉眼看不见的墨迹或水印。但在我心里,那盏巨大的、散发着柔和乳白色光晕的无影灯,依然是修复工作最核心、也最神圣的象征。它代表了一种态度:在面对最脆弱的历史遗存时,我们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科技,而是最诚实的观看,最耐心的双手,以及一片可以消除所有误判与阴影的、均匀而仁慈的光。

古籍修复室在图书馆地下二层的最深处,比存放古籍的库房还要隐秘。需要穿过两道厚重的、有着复杂锁具的防盗门,空气也随之变得愈发阴凉、沉静,仿佛连声音都被层层叠叠的墙壁和书架吸收殆尽。这里没有窗户,唯一的光源,是悬挂在工作台上方的那盏巨大的、圆盘形的无影灯。
灯盘直径足有半米,由密密麻麻的、极其细小的LED灯珠构成,外面罩着一层乳白色的、光线扩散板。当它被打开时,不会像普通日光灯那样“嗡”地一声骤然发亮,而是以一种极其柔和、几乎察觉不到的方式,渐次亮起,最终稳定地散发出一种非常特别的、仿佛没有温度的光。
那光,是真正的“无影”。它不是从某个点光源发射出来,而是从整个巨大的圆盘均匀地、弥散地洒下,像一小片被驯服的、纯净的阴天光,温柔地笼罩着下方那张宽大的、铺着绿色呢绒垫的工作台。台上,或许正摊开着一本纸页脆黄、边缘破碎的明代线装书,或是某一幅虫蛀严重的清代手绘地图。
修复师——一位头发花白、戴着白色棉质手套和放大镜眼镜的女士——就坐在这片光下。她的动作极其缓慢、轻柔,仿佛不是在处理物品,而是在为一位沉睡的、极其孱弱的病人进行手术。她用特制的竹启子,以毫米为单位,小心地分离粘连在一起数百年的纸页;用极细的毛笔,蘸着按古法调制的浆糊,修补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破洞;用镊子夹起一片颜色、厚度、纹理都经过精心挑选的补纸,对准纤维的走向,轻轻地、严丝合缝地贴上去。
在这“无影”的光线下,一切细节都暴露无遗,却又没有因为强烈的阴影而产生任何误导或变形。纸张每一条细微的裂痕,虫蛀孔洞边缘纤维的走向,墨迹渗透的深浅程度,甚至纸张因年代久远而产生的、极其微妙的颜色不均匀(有的地方偏黄,有的地方泛灰),都清晰地呈现出来,没有任何隐藏。光线本身,成了一位最诚实、最冷静的助手,它不创造美感,只呈现真实——一种历经沧桑后,脆弱而复杂的物质真实。
我曾因一次特殊的参观许可,得以在旁边静立片刻。不能说话,不能触碰,只能看。室内安静得能听到自己血管的搏动,以及修复师极轻的、几乎不存在的呼吸声。无影灯发出一种低微的、稳定的、类似遥远蜂鸣的电子音,那是这片绝对寂静中唯一的背景音。光线下,那些破损的古籍,不再仅仅是承载知识的文物,而成了饱经风霜的、亟待呵护的脆弱生命体。修复师的手,则成了连接古今、对抗时间损毁的、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桥梁。
我注意到,修复师偶尔会调整一下灯盘的角度,或调节光的亮度。不同的纸张、不同的破损情况、甚至一天中不同的工作阶段(分离、清洗、修补、压平),似乎都需要光线的细微配合。那光,不是被动的照明,而是修复工艺中一个主动的、可调节的组成部分。它必须足够明亮以看清细节,却又不能过于强烈以免伤害脆弱的纸张;它必须消除阴影以避免误判,又要能呈现出纸张的立体质感与纹理。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这盏无影灯,像是为“时间”本身准备的一盏手术灯。它照亮的是时间的创伤——虫蛀、霉变、水渍、撕裂。而修复工作,则是在这冷静、均匀、毫无阴影的光照下,以极大的耐心和技艺,尝试为这些创伤进行极其微小的、可逆的修补,让一段凝固的时光,得以继续存在下去,被后人再次阅读。
离开修复室,重回地上图书馆那人声嘈杂、日光灯刺眼的环境,竟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那盏无影灯下的世界,是如此专注、如此缓慢、如此小心翼翼地对待着每一片脆弱的过去。它与楼上那种高效的、快速的、以消费和流通为主的知识获取方式,形成了两个极端。
后来,我读到关于古籍修复的报道,看到更先进的设备,比如多光谱成像仪,可以揭示肉眼看不见的墨迹或水印。但在我心里,那盏巨大的、散发着柔和乳白色光晕的无影灯,依然是修复工作最核心、也最神圣的象征。它代表了一种态度:在面对最脆弱的历史遗存时,我们需要的不是炫目的科技,而是最诚实的观看,最耐心的双手,以及一片可以消除所有误判与阴影的、均匀而仁慈的光。
那光,不仅照亮了古籍,也照亮了“修复”这个行为本身所蕴含的、那种极致的谦卑、专注与对时间的温柔抵抗。在那一小片无影的光晕下,时间仿佛被暂停,损毁被仔细检视,而文明记忆的碎片,正以最微小的单位,被极其小心地、一针一线地,重新缝合。
下一篇:贺枕:校史馆褪色的集体照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