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海永远在眼前起伏。而有些岸，即使消失在现实中，也总得有人，尝试着泅渡。

第六十三天，我还是没有把信送出去。

信很普通，白色信封，右上角贴着一张过时的邮票，图案是万里长城。地址是用蓝色钢笔写的，字迹清隽：“滨海市望潮路十七号，沈寻女士 亲启”。没有寄信人落款。它就那么静静躺在我的邮包最里层，压在一叠账单和广告册下面，像一片不该出现在那里的、固执的雪花。

问题在于，望潮路十七号，早在三年前，就因为海岸线重建工程拆除了。现在那里是一片空旷的观景平台，立着几架付费望远镜，面对着一成不变、却又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海。

按照规程，这种“查无此址”的信件，在尝试投递无果后，应退回寄件人。可这封信没有退回地址。它本该进入“死信”处理流程，在某个满是灰尘的架子上等待时限，然后被销毁。可鬼使神差地，第一天我把它放进“待处理”夹层，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直到它成了我邮包里一个沉默的秘密。

我见过沈寻。当然，是在信成为“死信”之前。那时我还不是这条线路的邮差。我的前任，老赵，总是提起她。“望潮路十七号那位沈老师，可真怪。”老赵喝着保温杯里的茶，眯着眼说，“每半个月，准有一封给她的信，从同一个地方寄来，笔迹都一样。可从来没见她寄出过信。就收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人也客气，就是话少，眼神老是望着海那边，空落落的。”

后来老赵退休，我接了他的班和这个绿色的邮包。第一次去望潮路十七号送信，就是给沈寻。那是一座老旧的白色小楼，有个面向海的小露台。她开门接过信，道谢，声音很轻。她看起来五十岁上下，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松散的髻，有几缕白发散着，眼神确实像老赵说的，飘得很远，仿佛总在倾听海浪之外的东西。屋里飘出淡淡的墨香。

再后来，海岸工程启动，望潮路拆迁。住户们像退潮时沙滩上的蟹，四散进城市的各个角落。我给沈寻送去过拆迁通知，也送过补偿协议，都是公事公办的信件。她签收时很平静，仿佛早就等着这一天。最后一次见她，是帮忙搬一点零碎东西上搬家的货车。她站在即将空空荡荡的屋里，最后看了一眼斑驳的墙壁和那面向海的窗，轻声说：“以后……没有十七号了。”不知是对我说，还是对自己说。

那之后，望潮路十七号从我的邮路地图上消失了。可是，给沈寻的信，却还在来。每月两封，雷打不动，笔迹依旧。起初几封，我还能尝试在拆迁安置办查询她的新地址，无果。后来的，就成了我邮包里的“秘密”。我像个笨拙的守护者，守护着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地址，和一份无人接收的惦念。

第六十四天，我骑着墨绿色的自行车，再次路过那片观景平台。海风很大，带着咸腥的气味。我停下车，从邮包最里层抽出那封信。白色信封已经有些磨损起毛。我走到栏杆边，看着下面灰蓝色的海水永无止境地涌动、拍打、退去。

寄信的人是谁？他或她知道十七号已经消失了吗？如果知道，为什么还坚持往这个地址寄？如果不知道，这份长达数年、规律如潮汐的通信，为何从未期待过回音？信里又写了什么？是寻常问候，是深藏的情感，还是某种只有他们两人懂的、无声的约定？

海浪声哗哗作响，像是在催促，又像是在劝慰。我想起沈寻空落的眼神，想起老赵说的“真怪”。也许，对寄信人和收信人而言，重要的从来不是“收到”，甚至不是“阅读”，而是“寄出”这个动作本身。就像某种仪式，用一封封信，在时间的海洋上固执地投下一个个浮标，标记着一条只有他们知道的航线，证明着某个连接，尽管彼岸的灯塔可能早已熄灭。

我把信举起来，对着海的方向。海风猛烈，几乎要把它从我手中夺走。

我没有松开手。

我最终没有把信扔进海里，也没有拆开它。我把它带回了邮局。我没有把它放进“死信”柜。我买了一个新的、结实的牛皮纸信封，把那个写着“望潮路十七号”的白色信封仔细地装进去。然后，我在新信封上，用我所能写出的最工整的字迹，写下一个新的地址。

那是我辗转打听到的，沈寻现在居住的养老院地址。我不确定她是否还在那里，也不确定她是否还想收到这些来自过去的“潮汐”。

但我把信投进了邮筒。这一次，是寄给现在的、某个可能的沈寻。

做完这一切，我骑上车，继续我的投递路线。海风依旧从身后吹来，推动着我。邮包里轻了一点点，却又好像重了一点点。我知道，下个月，依然会有那样一封信，如期而至。而我，大概还是会把它装进新的信封，寄往那个我知道的、最近的彼岸。

大海永远在眼前起伏。而有些岸，即使消失在现实中，也总得有人，尝试着泅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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