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昏时我买了两枚膨胀螺栓。老赵用旧报纸包好，又抓了四颗垫片塞进去：“多余的，总能用上。”走出店门，桥上的车灯已连成流动的光河。回头望，五金店的灯还亮着，在渐浓的暮色里，像一颗微微发烫的、固执的铆钉，铆住了这片即将被新城规划抹去的老街区。

桥北五金店从来不卖新式玩意儿。玻璃柜台里躺着生锈的扳手、缠着胶布的老虎钳、标着公制英制对照表的旧卡尺。墙面被机油熏成淡褐色，木货架上，螺丝钉按直径分装在奶粉罐里，垫圈像银鱼般串在铁丝上。最里头挂着一串钥匙坯，铜的，铝的，在从卷帘门缝隙漏进的光里，晃着微弱的光。

店主老赵，左耳后总夹半截铅笔。有人来买螺栓，他不用量，眯眼一看：“M8的，要长的短的？”手往身后木格子里一探，准是那颗。他修东西时，整个人陷在竹椅里，零件在掌心摊开，像医生审视器官。不忙时，他就坐在店门口矮凳上，看桥上车来人往。五金店正对着出城的老桥，每天都有车驮着行李开过去，也有车驮着疲惫开回来。

我是常客。租的旧房子总出毛病：水管渗水、门锁卡涩、吊扇摇头时有咯噔声。第一次来，是为修一只断腿的木头凳子。老赵没换新腿，而是从废料筐里拣了块榉木，刨、凿、榫接，最后抹层桐油。修完的凳子，接痕像道皱纹，反而比原先更稳当。

“东西和人一样，”他把凳子递给我，“有点伤疤，才活出了筋骨。”

昨天下午去，他正给一只怀表换发条。表壳磨得光滑，是位老人拿来修的，说是父亲遗物。老赵用镊子夹起细如发丝的铁条，手腕极稳。我等着时，注意到柜台角落有个铁皮盒，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钥匙，有的还栓着褪色的蓝绒绳或塑料牌。

“这些是……？”

“配钥匙的人，有些再没回来取。”他用下巴点点门外的大桥，“有的是搬走了，有的是用不上了。”

我忽然觉得，这店像个驿站。人们带着破损的生活片段进来——漏水的水龙头、不转的轴承、打不开的锁——经他的手，又能勉强运转一阵子。而留下的是那些未被领取的钥匙，像时间的标本，锁着已经消失的门。

黄昏时我买了两枚膨胀螺栓。老赵用旧报纸包好，又抓了四颗垫片塞进去：“多余的，总能用上。”走出店门，桥上的车灯已连成流动的光河。回头望，五金店的灯还亮着，在渐浓的暮色里，像一颗微微发烫的、固执的铆钉，铆住了这片即将被新城规划抹去的老街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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