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放下三枚硬币。硬币落进空箱的声音，在雨巷里传得很远，像另一场雨的开始。

梅雨季的第三周，巷口的修伞人支起了摊位。

说是摊位，其实只是一只桐木箱，箱盖撑开便是挡雨的篷。箱里躺着几十把伞的骨骼——铝制的、钢制的、甚至还有老式的竹骨，用麻绳系着，像医学生标本室里按序排列的关节。他不出声，只埋头摆弄手里的活计，不锈钢镊子在伞骨间穿梭，发出极轻的“咔嗒”声，像是时间本身的咬合。

人们把残破的伞递给他。断骨的、开线的、弹簧失灵的。他接过，从不问主人是谁，也不问伞的价值。在他眼里，伞只有两种：能修好的，和不能修好的。不能修的，他会小心拆下完好的零件，分门别类收进不同的铁皮盒里。那些盒子上的标签用毛笔写着：八骨、十二骨、二十四骨……仿佛收藏的是某种昆虫的翅脉。

我常撑着同一把黑伞去找他。那是把老式的直骨伞，黑布面已洗得发灰。第一次去是因为两根伞骨折了，他修好，收了我五块钱。第二次是弹簧松了，他修好，收了三块。第三次，伞面破了个小洞，他穿针引线，用同色的布补了个几乎看不见的补丁。那次他没要钱，只摆摆手说：“小事情。”

昨天，伞彻底坏了。不是伞骨，是手柄与伞杆的连接处齐根断了。我犹豫着还是拿去，想着或许能留下几根完好的伞骨。

他接过去，用手掂了掂，又凑近断口闻了闻——这个动作让我诧异。然后他抬头，第一次仔细看了看我的脸。

“这伞用了很久吧。”

“二十年。”我说，“母亲留下的。”

他点点头，打开箱子最底层，取出一截暗红色的木头。“紫檀的，配得上老物件。”他比划着断口，“只是要换个手柄，原来的不能用了。”

“贵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，开始工作。刨、凿、打磨。紫檀木在砂纸上显出深沉的色泽，木屑飞扬起来，带着辛辣的香气。最后，他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黄铜套管，将新柄与旧杆铆合。整个过程一言不发，仿佛在与手中的材料进行一场古老的对话。

修好的伞递回我手中时，重量变了。新柄温润，旧布苍老，像是两个时代的握手言和。我问他多少钱，他竖起三根手指。

“三十？”

“三块。”他顿了顿，“补伞面的那次，忘了收你钱。”

我撑开伞。三十六根伞骨“唰”地一声展开，在雨中画出完美的圆弧。雨点打在补丁上、打在发灰的黑布上、打在紫檀木柄上，声音各不相同，却谱成了完整的曲子。

正要离开，他忽然开口：“伞修好了，但有些东西是修不好的。”

我回头。他正低头整理那些铁皮盒子，侧脸在雨篷的阴影里模糊不清。

“比如呢？”

“比如伞布上的雨痕。”他轻轻抚过一把正在修补的伞面，上面深色的水渍像记忆的版图，“每一次淋湿，都会留下印记。你可以补上破洞，但抹不掉这些痕迹。它们才是伞真正撑过的东西。”

我怔在雨里。手中的伞传来紫檀木微微的温度。

“所以修伞，”他最后说，“修的从来不是遮雨的工具。修的是那些下不完的雨天，和那些非出门不可的理由。”

那天之后，修伞人就不见了。桐木箱还在巷口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修好的伞，每把伞柄上都挂了个小木牌，写着主人的特征：“戴眼镜的先生”“买菜的阿婆”“放学总跑过的孩子”。我的那把伞也在其中，木牌上只写了两个字：“念旧”。

伞边压着一张纸条，字迹朴拙如童蒙：“需者自取，钱放箱底。”

我放下三枚硬币。硬币落进空箱的声音，在雨巷里传得很远，像另一场雨的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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