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学会了所有的数学公式，却算不出那四十分钟的重量。它太重了，重得像一整个青春。又太轻了，轻得像白色窗帘拂过脸颊的风。

我叫江南，不是那个写书的江南，是高一三班的江南。

我第一次走进医务室，是因为流鼻血。九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，军训刚站了二十分钟军姿，我感觉鼻子里有什么东西热乎乎地淌下来，伸手一摸，满手是血。

“抬头，别往后仰，往前倾。”医务室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说话干脆利落。她让我坐在病床边，用棉球塞住鼻孔，然后转身去接水。

我坐在那里，百无聊赖地打量这间屋子。医务室不大，两张病床，一个药柜，一张办公桌。最显眼的是窗户上的白色窗帘，很白，白得像没被人碰过一样。风吹进来，窗帘轻轻飘动，像一个人在招手。

“经常流鼻血？”她端着一杯水走过来。

“嗯，天热的时候容易流。”

“体质问题，多吃水果蔬菜，少熬夜。”她把水递给我，“躺一会儿再走。”

我躺下来，看着白色窗帘一起一伏。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整间屋子都是柔和的白色光。很安静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教室传来的读书声，模模糊糊的，像隔了一层水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觉得，医务室是个好地方。

第二次去医务室，是两周以后。

这次不是我生病，是送人。我们班的林晚棠在体育课上晕倒了，体育老师让我和另一个男生把她扶到医务室。她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全是汗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。

医务室老师检查了一下，说是低血糖。“没吃早饭？”

林晚棠摇摇头，眼睛闭着，睫毛微微颤抖。

“躺一会儿，喝点糖水。”老师去冲糖水，我和另一个男生完成任务，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。林晚棠躺在病床上，白色窗帘在她身边飘动，阳光照在她脸上，她的睫毛很长，投下一小片阴影。

我站在门口，多看了三秒。

后来我成了医务室的常客。不是因为我体弱多病，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医务室老师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会出去开会，大概四十分钟，这段时间医务室没人，但门不锁。

第一次溜进去是在十月中旬。那天下午我实在太困了，教室里闷热得像蒸笼，老师讲的内容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我举手说去上厕所，然后拐了个弯，推开了医务室的门。

没人。白色窗帘安静地垂着，两张病床空荡荡的，药柜里的消毒水味道淡淡的，很好闻。

我在靠窗的病床上躺下来。窗帘被风吹起来，拂过我的脸，凉凉的，软软的。阳光透过白色布料变成暖黄色，照在眼皮上，像敷了一条热毛巾。我闭上眼睛，听见窗外有鸟叫，听见远处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声，听见自己的呼吸慢慢变得均匀。

那四十分钟，是我整个高一最安稳的睡眠。

从那以后，我每周都会去两三次。下午第二节课下课铃一响，我就借口上厕所，溜进医务室，躺在靠窗的病床上，睡上四十分钟。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知道。白色窗帘是我的掩护，消毒水味道是我的安眠药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推开门，发现靠窗的病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。

是林晚棠。

她侧躺着，面朝窗户，白色窗帘在她身上盖了一半，像一条薄薄的被子。听到门响，她转过头来，看见我，眼睛睁大了。

“你……”她坐起来，“你也是来睡觉的？”

我站在门口，有点尴尬。“嗯。你也是？”

“嗯。”她把窗帘拨到一边，“医务室老师每天下午都去开会，我发现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我们对视了一眼，然后都笑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一人躺一张病床，中间隔着一米远的距离和满屋子的阳光。我没睡着，她也没睡着。我们开始小声聊天。

“你为什么来医务室睡觉？”她问。

“教室里太吵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我们班教室在阳面，下午太阳晒进来，又热又闷。”

“你们班不是在一楼吗？”

“一楼的太阳更毒。而且我们班主任喜欢关窗，说开窗有风把试卷吹乱。”

我笑了。“我们班主任喜欢开窗，说通风防感冒。”

“那你们班应该很凉快。”

“凉快是凉快，但是吵。窗外就是操场，体育课的声音全听得见。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那还是医务室好。”

“嗯。医务室好。”

那天之后，医务室靠窗的两张病床，有了固定的主人。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，我会去，她也会去。有时候我先到，有时候她先到。先到的人会帮后到的人把窗帘拉开，让阳光照进来。

我们很少说话，大部分时间就是躺着，听着彼此的呼吸声，看着白色窗帘一起一伏。偶尔会聊几句，聊考试，聊老师，聊食堂的菜。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人似的。我回答的时候也把声音压得很低，于是我们的对话总是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气音，像两个在图书馆里偷偷聊天的人。

有一次我问她：“你那天体育课晕倒，真的是因为没吃早饭？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不是。我有贫血，不能剧烈运动。但体育老师不知道，我以为自己能撑住。”

“那你现在好点了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医务室老师给我开了补血的药，还让我每天下午来躺着休息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她说这间屋子光线好，空气好，比教室适合养身体。”

“所以她知道我们溜进来睡觉？”

“她知道。她跟我说过，有人也来这儿睡觉，让我别介意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“她没赶我走？”

“没有。她说你每次来都很安静，不吵不闹，睡完还会把床单拉平。”林晚棠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“她说你是她见过的最有素质的‘非法入侵者’。”

那天我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白色窗帘笑了很久。

十一月的一个下午，我照例推开医务室的门，发现林晚棠坐在床边，没有躺下。她的眼睛红红的，手里攥着一张纸巾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关上门，走到她旁边坐下。

“月考成绩出来了。”她的声音有点哑，“考得很差。”

“差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数学58分。”她把纸巾揉成一团，“我从来没考过这么低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安慰人的话我向来不会说，那些“没关系”“下次努力”听起来都像敷衍。我坐在她旁边，看着白色窗帘被风吹起来又落下。

“我数学也不好。”最后我说，“上次月考62分。”

“62分比58分高。”

“高4分而已。都是不及格。”

她没说话。我继续说：“我初中数学挺好的，上了高中就不行了。那些函数、几何，全都看不懂。每次上数学课都像听天书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没办法。硬着头皮听，听不懂就记下来，回去问同学。”我想了想，“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学。反正都是不及格的水平，谁也不嫌弃谁。”

她转头看我，眼睛还是红的，但嘴角翘了一下。

“你这是在安慰我？”

“不是。我是在找一个数学学伴。毕竟一个人不及格很孤独，两个人不及格就比较热闹。”

她笑了。是真的笑了，不是礼貌性的那种。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像月牙。

“好。”她说，“那我们一起不及格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一起变成及格。”

从那天起，医务室多了一个功能。下午第二节课后，我们不只躺着休息，也开始一起做数学题。她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写卷子，我躺在另一张病床上看书。遇到不会的题就互相问，两个人对着卷子发愁，有时候能讨论出答案，有时候讨论不出，就留到第二天去问老师。

白色窗帘在我们身边飘动，消毒水味道混着纸墨的气味，阳光把病床晒得暖烘烘的。那张临时充当书桌的床头柜很小，两个人趴在上面头挨着头，胳膊肘经常打架。

“你挤到我了。”

“是你先挤我的。”

“那各退一半。”

“好。”

期中考试，我的数学考了71分，她考了68分。都不高，但都及格了。成绩出来的那天下午，我们在医务室里击了个掌。她的手掌凉凉的，指尖有淡淡的墨水痕迹。

“及格了。”她说。

“及格了。”我说。

我们躺在各自的病床上，看着白色窗帘，笑了很久。

冬天来了，医务室没有暖气，但阳光依然很好。我们开始带热水袋来，一人一个，灌满热水，捂在怀里。有时候下午阴天，屋子里有点冷，我们就把两张病床并在一起，盖着各自的校服外套，缩在被子里做题。

“你说，毕业以后我们会不会怀念这个地方？”有一天她突然问。

“会吧。”我想了想，“我可能会怀念这个窗帘。”

“为什么是窗帘？”

“因为它是白色的。很白。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。”

她看着我，眼神有点奇怪。“你说话的方式真特别。”

“哪里特别？”

“就是……别人可能会说怀念医务室，怀念睡觉的时间，怀念一起做题的人。你说怀念窗帘。”

“窗帘也很重要啊。”我认真地说，“没有这个窗帘，阳光太刺眼，睡不着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她轻轻地说：“我也会怀念的。”

春天的时候，医务室老师退休了。新来的校医是个年轻女孩，刚毕业，做事一板一眼。她来的第一天就把医务室重新布置了一遍，白色窗帘换成了蓝色的，病床上的床单也换了，药柜里的药重新摆了一遍，整整齐齐，像个小药房。

我们站在门口，看着陌生的医务室，谁都没进去。

“不能睡了吧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那去哪儿？”

我想了想。“操场？图书馆？天台？”

她摇摇头。“都不像这里。”

我们站在走廊上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我们脚边。新窗帘是蓝色的，很蓝，风一吹，它飘起来的样子不像招手了，像在摇头。

“没关系。”我说，“反正我们也不用补数学了。”

“嗯。不用补了。”

但我们都没有走。我们站在那里，看着蓝色窗帘飘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，各自回了教室。

后来我们没有再一起待过。偶尔在走廊上遇见，会点点头，笑一下。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下午，她坐在病床边，眼睛红红的，手里攥着纸巾。想起她说“58分”，声音哑哑的。想起她说“你是在安慰我”，我说不是，是在找数学学伴。

高三的时候，学校翻新，医务室搬到了新楼。老医务室改成了杂物间，蓝色窗帘被拆掉了，窗户空荡荡的，像一个没有眼珠的眼睛。我路过的时候会看一眼，但不会停下来。

毕业那天，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张纸条，是从数学卷子上撕下来的，折成一个小方块。我打开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

“江南，谢谢你陪我不及格。——林晚棠”

字迹歪歪扭扭的，一看就是趴在床头柜上写的。我看了很久，然后把纸条夹进课本里。

后来我去了北方的大学，学了一个跟数学没什么关系的专业。大学里有暖气，有空调，有舒适的宿舍，但我还是会想念那间小小的医务室，想念消毒水的味道，想念阳光透过白色窗帘照在眼皮上的温度。

我想念的不是窗帘，不是病床，不是偷偷睡觉的刺激。我想念的是那个下午，两个人趴在窄小的床头柜上，胳膊肘打架，头挨着头，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发愁。

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两个人，两张床，一道题，一个下午。白色窗帘飘起来的时候，世界被挡在外面，屋子里只剩下阳光、纸笔，和一个安静陪着你的人。

后来我学会了所有的数学公式，却算不出那四十分钟的重量。它太重了，重得像一整个青春。又太轻了，轻得像白色窗帘拂过脸颊的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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