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在呢。

我学会骑自行车比较晚，十九岁，大一开学第二周。不是不会，是小时候摔怕了，膝盖上至今留着一道月牙形的疤。但在这个校园里不会骑车，就像在威尼斯不会划船——从宿舍到教学楼要走二十分钟，到西门外的地铁站要四十分钟，到东区操场要穿过整个教学区。第一个月我的微信步数天天霸榜，室友刘洋说：“你再这么走下去，小腿肌肉能参加奥运会。”

刘洋是第一个说要载我的人。他有一辆二八大杠，比他爸年纪还大，车铃是手捏的那种，捏一下“叮”一声，像麻雀叫。后座绑着一块木板，用布条缠了几圈，据说是他高中就开始用的。“上来，”他在宿舍楼下拍拍后座，“带你去食堂，三分钟的事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跳上去的瞬间车头歪了歪，刘洋“哎哎哎”地扭了几把，最后稳住了。风灌进他宽大的校服里，鼓成一面帆。那是九月，桂花刚开，甜腻腻的香气追着我们跑了一路。

刘洋载了我整整一个秋天。每天早上七点，他的单车准时出现在宿舍楼下，车把上挂着一袋肉包子。我坐在后座啃包子，他负责骂路上的行人：“让让让让——同学你看路啊——那个外卖小哥你逆行知道吗——”有时候我良心不安，说要不我下来走一段，他头也不回：“别废话，我这是在训练，年底有环湖赛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环湖赛是老年骑游协会的活动，参赛者平均年龄六十五。

冬天的时候，单车后座多了一条围巾。是刘洋他妈织的，枣红色，丑得很扎实。“给你坐的时候盖腿，”他扔给我，“冻出老寒腿别赖我。”我说你自己怎么不戴，他说骑起来热。但我知道他怕冷，有次我提前下车去超市，绕回来时看见他在原地跺脚搓手，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。看见我，他立刻停下来，恢复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：“买完没？走了走了。”

那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特别早。刘洋照例载我去图书馆，路上积雪没清干净，车轮一滑，我们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冬青丛里。我压在他身上，他压在单车下面，两个人愣了五秒，然后同时笑出声来。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：“我就说你这体重该减减了。”我踹他一脚：“明明是你车技不行。”那天我们在雪地里坐了很久，车铃摔掉了，在雪上砸出一个小坑。刘洋把车铃捡起来揣进口袋，说回去修修还能用。后来那个车铃一直没修好，捏不出麻雀叫了，只剩一声闷闷的“咔”。

大二的春天，单车后座换人了。刘洋交了女朋友，是文学院的林晓，扎马尾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他们第一次约会，刘洋把后座的木板拆了，换了新的布条，是浅蓝色的，和林晓的帆布鞋一个颜色。我在宿舍窗口看着他们骑远，风把林晓的头发吹起来，拂过刘洋的后背。那天晚上刘洋回来，脸上还挂着傻笑，我问怎么样，他说：“她好轻啊，我骑起来都不用使劲。”我说你什么意思，嫌我重？他赶紧摆手：“不是不是，就是……感觉后座多了一个人的时候，反而更稳了。”

那之后，我重新开始练骑车。刘洋把他的二八大杠借给我，自己在后面扶着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“你往左——不对，往右——哎哎哎要撞了——”我在东操场上歪歪扭扭地骑了十圈，摔了三次，终于在第无数次尝试中找到了平衡。风从耳边吹过去的时候，我突然理解了刘洋说的“更稳了”——不是因为重量，是因为你知道后面有个人，所以不敢倒。

夏天来得很快。毕业季的空气里都是离别的味道，但对大二的我们来说，还隔着两年的距离。刘洋和林晓经常骑车去校外，后座上放着野餐垫和零食，回来时车筐里插着一把不知名的小野花。有一次他们骑到江边看日落，回来时淋了暴雨，两个人都湿透了，但林晓说那是她最开心的一天。刘洋在宿舍里拧衣服上的水，拧出一地的彩虹。

大三，刘洋开始准备考研，单车骑得少了。他把车钥匙留给我，说让我自己骑。二八大杠老了，链条生锈，刹车也不太灵，但我舍不得换。每天骑着它去图书馆、去食堂、去教学楼，后座空着，偶尔会放一摞书、一袋水果、一件忘记还的校服。有一次我在后座上发现一根长头发，浅棕色的，不是我的。我愣了一下，才想起来那是林晓的——他们已经分手三个月了。

刘洋没提过分手的事，我也没问。只是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自习室看见他对着窗外出神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是林晓的朋友圈，发了一张在新城市的照片。我把车钥匙放在他桌上：“明天骑一圈？后座我帮你擦干净了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，笑得有点苦：“你怎么什么都知道。”

那个周末，我们又骑上了二八大杠。刘洋在前，我在后，和两年前一模一样。只是后座没有木板，也没有布条了，铁架子硌得慌。我们骑出校门，沿着江边一直骑，骑到太阳落山。刘洋突然说：“其实我不是因为重才觉得稳。”我说我知道。他又说：“是因为她坐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会想骑慢一点，这样时间就能长一点。”风吹过来，江面上金光闪闪的。我说：“那你现在骑快点，风大，凉快。”他加速了，链条嘎吱嘎吱响，像在笑。

大四毕业，刘洋考上了北方一所大学的研究生。离校前一天，他把二八大杠推到我面前：“送你了。”我说你骑走呗，他说太远，托运麻烦。我把车接过来，摸了摸生锈的车把：“那车铃呢？”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摔坏的车铃，递给我：“留个纪念。”我捏了一下，还是只有闷闷的“咔”。

送他去火车站那天，我骑着二八大杠跟在出租车后面，骑到校门口被保安拦住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出租车拐过路口，尾灯闪了两下，然后消失在车流里。后座空荡荡的，铁架子上缠着的浅蓝色布条已经褪成了灰白色。

毕业后我留在本校读研，二八大杠一直骑着。链条换过两次，轮胎换了三次，车漆掉得差不多了，但那个车铃还在，虽然只能发出“咔”的一声。有时候路过东操场，会想起大一学骑车的样子，刘洋在后面跑，我往前冲，两个人摔成一团。有时候路过图书馆，会想起冬天他等我自习结束，车把上挂着一杯热豆浆。有时候路过北门，会想起他说“上来，带你去吃炒饭”。

去年冬天，刘洋从北京回来出差，约我在学校见面。他从出租车上下来，我骑着二八大杠过去，把车停在他面前。他看了半天，伸手捏了一下车铃，“咔”的一声，然后笑了：“还在呢。”我说在呢，坏不了。他坐上后座，铁架子硌得他龇牙咧嘴：“你这后座也不包一下，想硌死我？”我说你以前那块木板呢？他说早扔了，我说那我也没有。

我载着他在校园里骑了一圈。他重了不少，链条响得更厉害了，但车还算稳。经过图书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还记得那次摔进冬青丛吗？”我说记得，车铃就是那次摔坏的。他说：“其实我口袋里有把扳手，本来想修刹车的，结果先摔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他妈怎么不早说？”他在后面哈哈大笑，笑声被风吹散，洒了一路。

骑到北门的时候，老陈的炒饭摊还在。我们坐下来，要了两份炒饭，多加酸豆角。刘洋吃了一口，说：“还是这个味道，没变。”我说人也没变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眶有点红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埋头吃饭。

那晚送他上出租车之前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塞给我。是一个新的车铃，手捏的那种，和原来的一模一样。“我在网上找了很久，”他说，“终于找到同款了。”我捏了一下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像麻雀叫，清脆得让人想哭。

出租车开走之后，我骑着二八大杠往回走，捏了一下新车铃，“叮”的一声在夜风里散了。后座空着，但我总觉得有个人坐在那里，有时候是刘洋，有时候是我自己，有时候是四年里所有的黄昏和清晨。风灌进衣服里，鼓成一面帆，和很多年前一模一样。

现在我还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，穿梭在校园里。新生问我这车哪来的，我说是传家宝。他们不信，笑笑就走了。后座的铁架子被我缠上了新的布条，深蓝色的，和我的书包一个颜色。有时候下雨天，我会骑得慢一点，让雨落在脸上，凉凉的，像大一的桂花香，像大二的雪，像大三的江风，像大四没说出口的再见。

那个车铃我一直留着，旧的挂在左边，新的挂在右边。左手捏一下，“咔”，右手捏一下，“叮”。一个声音说过去了，一个声音说还在呢。

都在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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