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署名。但我知道是谁写的。我把照片夹进枕头下面那摞信的最上面，然后把灰色围巾从柜子里拿出来，绕在脖子上。围巾上有一股很淡很淡的樟脑球味道，和很多年前收发室里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
文学院教学楼一层最东边，有一间不到六平米的收发室。门是那种老式的半截玻璃门，玻璃上贴着四个红色的即时贴大字：信件报刊。即时贴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，被透明胶带加固过无数次，胶带发黄发脆，一碰就碎。

收发室里面有一张木桌、一把藤椅、一面墙的信箱。信箱一共三十六格，铁皮的，刷着绿漆，每一格的门上都嵌着一小块有机玻璃，可以看见里面有没有信。十七号信箱在最下面一排，靠近地面，每次取信都要蹲下去。有机玻璃上贴着一张小小的姓名条，上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名字。

我是在大一军训最后一天发现这个信箱的。那时候全班同学都在操场上站军姿，教官让我们把通讯地址写给家里人。我写了这个信箱号，因为宿舍还没有确定下来，系里的老师说有信就放收发室。后来我母亲每个月会寄一封信来，信封装在十七号信箱里，透过有机玻璃露出一角，白得发亮。

负责收发室的是赵老师。说“老师”其实不太准确，她并不教课，是学院的行政人员，大概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头发烫着小卷，染了一种说不上来是棕色还是紫色的颜色。她每天上午九点准时打开收发室的门，把当天的报纸和信件分拣到各个信箱里，然后坐在藤椅上打毛衣。毛线永远是一种颜色——灰色，织的永远是围巾，织完一条又一条，不知道是给谁的。

我取信的时候她会抬头看我一眼，说一句“又来信了”，语气很平，不带什么感情。然后继续低头织她的灰色围巾，两根竹针碰在一起，发出细微的嗒嗒声。收发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竹针的声音、墙上挂钟走秒的声音，和我撕开信封的声音。

母亲的信都不长，一页纸，用那种老式的横格信纸，蓝色的圆珠笔字迹，写一些家里的事情。外婆身体还好，父亲单位发了降温费，阳台上的茉莉开了第三茬。信的最后永远是一句“注意身体，好好学习”。每个月的信内容都差不多，但我每一封都留着，按照日期叠好，放在枕头下面。

大二那年秋天，母亲的信断了一个月。我开始每天去收发室看。十七号信箱透过有机玻璃只能看见空空荡荡的绿色铁皮。赵老师照常织她的围巾，照常说“今天没有你的信”，语气还是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但有一天我蹲在十七号信箱前发呆的时候，她忽然停下了手里的竹针，说了一句：“你母亲的字写得很好。”

我回头看她。她没有看我，低头看着手里的灰色围巾，像是刚才那句话不是她说的。

半个月后母亲的信终于来了。比往常厚一些，里面多了一页纸，解释说是镇上邮局装修，信攒了半个月才寄出。我蹲在十七号信箱前面看完了信，站起来的时候腿都麻了。赵老师那天织完了一条围巾，正在收针，把最后一针抽紧，用剪刀剪断线头。她把围巾叠好，放进脚边一个纸袋里。纸袋里已经有好几条一模一样的灰色围巾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围巾是给谁的。是大三那年的冬天，一个已经毕业了五六年的学姐回学院办事，路过收发室的时候停下来，隔着半截玻璃门喊了一声“赵老师”。赵老师抬起头，摘下老花镜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是你啊。”然后她从纸袋里拿出一条灰色围巾，递过去。学姐接过来，在脖子上绕了一圈，说：“今年的比去年的长一点。”赵老师说：“长一点暖和。”

学姐走后我问赵老师，她说那个学姐读书的时候也在十七号信箱取信。不是十七号，是另一个号码，我忘了。她说那时候学姐家里出了变故，学费是借的，每个月的生活费靠勤工俭学，几乎没有人给她写信。赵老师便把自己织的围巾放进她的信箱里，没有署名，只是放进去。后来学姐毕业了，每年冬天回来拿一条围巾，像是某种不必言说的约定。

“不止她一个，”赵老师说，把竹针从毛线团里抽出来，“十七号换过很多人。”

我忽然想起来，我第一次看到十七号信箱的时候，有机玻璃上贴着的姓名条不是空白的。上面有上一个使用者的名字，被撕掉了一大半，只剩下一个“禾”字头。赵老师用酒精把残胶擦干净，才贴上了我的名字。

大四冬天，考研前的最后一周。那天下了很大的雪，我天没亮就去图书馆占座，经过收发室的时候发现里面的灯已经亮了。赵老师坐在藤椅上，没有织围巾，而是对着一堆信纸发愣。我敲了敲玻璃门，她抬头看见我，招手让我进去。

桌上摊着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的是十七号信箱，收件人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。赵老师说，这是前年毕业的一个学生的信，寄到了这里，但那个学生留的地址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她把信收在抽屉里，说万一哪天她回来呢。

然后她拉开抽屉给我看。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十几封信，收件人各不相同，邮戳从几年前到几个月前都有。她说这些都是寄到收发室但找不到收件人的信，她没退回去，都留着了。“退了就真的没了，”她说，“放着，至少还有个地方。”

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，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给母亲写了一封信。不是回信，是一封主动写的信。写了大学四年第一次没有告诉过她的事：保研失败那天我在操场走了多少圈，第一次失恋那晚在水房待了多久，以及收发室十七号信箱的赵老师，和她抽屉里那十几封无处可去的信。写了好几页，写得手酸。第二天一早我把信投进校门口的邮筒，然后去收发室看我的十七号信箱。

里面有一封信。是母亲寄来的，和往常一样的横格信纸，蓝色圆珠笔字迹。信的末尾写：“天气冷了，晚上睡觉把被子掖好。”

我蹲在十七号信箱前面，把信看完。赵老师在我身后织围巾，竹针嗒嗒地响。挂钟走秒的声音和雪落在外面的声音混在一起，收发室里温暖得像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角落。

毕业离校那天，我去收发室和赵老师告别。她正在分拣当天的信件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句“今天没有你的信”，然后继续低头干活。我站在半截玻璃门外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。过了很久，她从藤椅边拿起一个纸袋递给我。

里面是一条灰色围巾。

她说：“今年的比去年的长一点。”

我没有拆开就围在脖子上。围巾确实很长，绕了两圈还能垂到腰际。灰色的毛线里掺着一点很淡很淡的蓝色，不仔细看发现不了。

后来那条围巾陪我去了很多地方。新的城市，新的住处，新的工作。每年冬天我都会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，绕在脖子上，发现它比记忆中又短了一点。不是它缩水了，是我长大了。

去年冬天我收到一封快递寄来的信，信封上的寄件地址是文学院收发室。我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十七号信箱。有机玻璃后面塞着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，是我毕业前写给母亲的那封，不知道被谁从校门口的邮筒里取出来，放进了这里。

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，钢笔写的，墨迹很新。

“这封信寄不出去，我替你收着。十七号信箱永远有你一格。”

没有署名。但我知道是谁写的。我把照片夹进枕头下面那摞信的最上面，然后把灰色围巾从柜子里拿出来，绕在脖子上。围巾上有一股很淡很淡的樟脑球味道，和很多年前收发室里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
赵老师说得对，今年的比去年的长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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