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张明信片现在还夹在我的毕业纪念册里。厦门的天空确实很蓝。方师傅写的“毕业”两个字，不知道用的是圆珠笔还是签字笔。他的那个本子现在大概已经写满了新的名字和号码，旧的那些被一页一页地划掉，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痕迹，证明有人来过，又走了。

学校的收发室在南门旁边，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，门牌上写着“邮件收发中心”六个字，字体是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红色宋体，漆面已经斑驳了。屋里常年堆着大大小小的快递纸箱，靠墙是一排铁皮柜子，每个柜门上贴着编号，用来存放挂号信和汇款单。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，姓方，具体叫什么我不知道，收发室门口的值班表上写的是“方师傅”。

方师傅大概六十出头，戴一副老花镜，镜腿上绑着一根黑色的绳子，不戴的时候就挂在脖子上。他的工作内容听起来很简单：收快递、分信件、等人来取。但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。全校几万师生，每天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东西五花八门——有家里寄来的冬衣和土特产，有出版社寄来的样书，有忘了写收件人电话的录取通知书，有地址只写到“大学城”的明信片。这些东西最后都汇集到这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，等待方师傅把它们和各自的主人匹配起来。

我第一次和方师傅打交道是大一刚开学。我妈从老家给我寄了一床棉被，用的是邮政普通包裹，慢得离谱，寄出来半个月还没到。我每天跑去收发室问，问到第三天，方师傅从老花镜上面抬起眼睛看我，说小姑娘你别急，被子飞不了。然后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巴掌大的本子，让我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写下来，说到了给我打电话。第四天晚上，宿舍的座机果然响了，方师傅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，只有四个字：被子到了。

后来我发现，方师傅那本小本子上记满了名字和号码，有的用圆珠笔写的，有的用铅笔写的，有的被划掉了，有的旁边标注着“已取”和日期。那不是学校要求他做的，纯粹是他自己的习惯。他说人老了记性不好，写下来心里踏实。他还说，有些学生的快递放在这里很久都不来取，他得打电话催，催一次不行催两次，催到后来对方才想起来自己买了东西。说这些的时候他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像是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大二那年秋天，我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情感波动。具体细节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模糊了，只记得那段时间整个人浑浑噩噩的，课也不想去上，饭也不想吃，每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。有一天傍晚，宿舍电话响了，是方师傅打来的。他说有我一张明信片，让我去取。我说知道了，挂了电话又躺回去，没有动。

第二天电话又响了。还是方师傅。他说你昨天没来拿，今天别忘了。我说好的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他的电话每天都来，时间固定在傍晚六点左右，像是定了闹钟。第四天我实在不好意思了，穿上外套去了收发室。方师傅看见我，从铁皮柜子里取出一张明信片递过来，又从柜台下面端出一个搪瓷缸子，里面泡着茶。他说坐一会儿吧，外面下雨了。

那张明信片是一个高中同学从厦门寄来的，正面是鼓浪屿的照片，背面只写了一行字：“厦门的天很蓝，希望你那边也是。”我站在收发室门口看完，雨确实下起来了，不大，细细密密的，打在收发室的铁皮屋檐上，声音很好听。方师傅坐在柜台后面喝茶，也不跟我说话，只是偶尔抬头看看雨势。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个很紧的地方松了一点。不是因为那张明信片，也不是因为那场雨，而是因为在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，有一个老人连续四天给我打电话，只是为了让我来取一张纸片。他可能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，也可能猜到了。不管怎样，他没有多问一句话，只是在第六天傍晚准时拨通了那通电话。

大三那年冬天，方师傅生病了，收发室临时换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代班。小伙子把快递按照手机尾号分类，整齐地码在货架上，效率比方师傅高得多。但那些地址写得不全的信件和明信片，他没有办法处理，只能堆在一个纸箱子里，越积越多。我去取快递的时候看见了那个纸箱子，最上面是一张明信片，收件人只写了“xx大学 张婷”，没有学院没有年级没有电话。这样的明信片在方师傅手里从来不会被搁置。他会根据名字和大概的年级去查，去问，像一个老侦探一样顺着蛛丝马迹把收件人找出来。他说过，每一封信都是有人花时间写的，每一个寄件人都站在邮局柜台前面等过，不能让它死在一个纸箱子里。

好在方师傅很快就回来了。他的病不算严重，但回来之后明显瘦了一圈，老花镜的镜腿上又多缠了一圈黑胶布。收发室还是老样子，乱中有序，他坐在柜台后面，脖子上挂着眼镜，手边放着搪瓷缸子和那个巴掌大的本子。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了，他说没事，就是惦记着那个纸箱子里的信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做梦都在送信。

大四毕业离校前，我最后去了一次收发室。不是取快递，只是想去坐一会儿。方师傅在整理毕业生们滞留的包裹，一个一个地打电话通知。他打电话的语气还是那样，不急不慢的，像在跟家里人说话。我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等他挂了电话，我说方师傅，我要走了。他从老花镜上面看了我一眼，说我知道，你们这一届的快递最近都是往外寄的。

他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本子，翻到某一页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是大一那年用圆珠笔写的，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。他把那行字划掉，在旁边写了两个字：毕业。然后他合上本子，放回抽屉里，说以后买东西地址别填学校了。

我走出收发室，南门外面的阳光很好。回头看的时候，方师傅已经坐回柜台后面了，手里端着搪瓷缸子，老花镜挂在脖子上，像是在等下一通电话，下一个来取快递的人。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子被午后的阳光照着，门上“邮件收发中心”六个红字还是斑斑驳驳的，和四年前我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我后来想过很多次，为什么那个傍晚的电话我记得那么清楚。不是因为有人连续四天打电话叫我取快递，而是在那四天里，有一个与我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人，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：外面下雨了，你过来坐一会儿吧。他不问你怎么了，不催你快好起来，只是每隔二十四小时拨一次电话，像一个温和的闹钟，准时提醒你这个世界还在运转，还有人惦记着你有一张明信片没有取。

那张明信片现在还夹在我的毕业纪念册里。厦门的天空确实很蓝。方师傅写的“毕业”两个字，不知道用的是圆珠笔还是签字笔。他的那个本子现在大概已经写满了新的名字和号码，旧的那些被一页一页地划掉，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痕迹，证明有人来过，又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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