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今，我早已离开那个有火车站的小城。但每当我在生活的规整轨道上感到窒息，或者被某种无形的锈蚀感缠绕时，我总会想起那段废弃的铁轨，和铁轨边那些不言不语的、明黄色的野葵花。它们教会我的，不是在荒芜中寻找意义，而是学习与荒芜共处，并在共处中，偶然地、自顾自地，开出一朵花来。

火车站的后面，有一段早已废弃的货运铁轨。

铁轨不长，百来米，锈得厉害，红褐色的锈痂一层覆着一层，像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枕木是黑黢黢的，木头早已被风雨和时光榨干了最后的油脂，皲裂出深深的、能藏进指甲盖的缝隙。野草从这些缝隙里、从碎石路基的每一个空隙里，蛮横地钻出来，长得有半人高，在风里形成一片起伏不定的、沙沙作响的绿色海洋。

而在这片荒芜的绿色与锈蚀的黑红之间，却开着一种花。我叫不出它的名字。茎秆细长而坚韧，顶端举着一朵不算大的花盘，花瓣是那种单薄的、明艳的黄色，像不小心滴落在锈铁上的几滴新鲜阳光。它们一簇一簇，散落在铁轨两侧，不多，但足够醒目。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，当太阳斜到某个角度，光线恰好能掠过远处货仓低矮的屋顶，平平地照射过来时，这些小小的黄花，便会被照得通体透亮，花瓣的边缘几乎在燃烧，而它们投在枕木和锈铁上的影子，却拉得细长、漆黑，像另一种形态的花。

发现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一次逃离。一次模拟考后，胸口堵着一种黏稠的、无法排遣的沮丧。我漫无目的地走，穿过嘈杂的街市，绕过喧闹的操场，不知不觉，就从火车站侧面的一个破损围栏缺口，钻了进来。

世界陡然安静。车站广播的模糊余音、城市持续的低频噪音，都被那高高的、长着铁丝网的围墙挡在了外面。这里只有风，只有草叶摩擦的声响，只有一种辽阔的、被遗弃的寂静。我沿着铁轨慢慢地走，脚下的碎石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、单调而悦耳的声音。铁锈的气味，混合着野草被晒热后清涩的苦味，还有泥土深处返上来的、微凉的腥气，一股脑地涌进鼻腔。奇怪的是，这气味并不难闻，它有一种原始的、坦荡的质地。

然后，我就看见了那些花。在那样荒败的背景里，它们的出现，有种近乎鲁莽的美。我蹲下身，仔细看。花瓣很薄，能看见背面细细的脉络。花心是更深的褐色，聚集着还未成熟的、细小的种子。一只野蜂困在花瓣间，嗡嗡地挣扎，翅膀在阳光下闪出碎金般的光。我看了很久，直到那蜜蜂终于找到出路，“嗡”地一声飞走，消失在草海深处。

我在一根相对平整的枕木上坐下，背对着夕阳。铁轨笔直地伸向远方，在视线的尽头，被疯长的野草和逐渐浓稠的暮色吞没。它不再通向任何一个已知的站台。它的终点，就是这片荒草，就是自身无尽的锈蚀。这让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安慰。原来，并不是所有道路都必须抵达某个明确的目的地；原来，一种强烈的方向性（如此笔直的铁轨），最终也可以安于一种没有方向的荒芜。

从此，这里成了我的秘密据点。我不常来，只在某些情绪过于饱和、需要一片空旷来盛放的时候。我会带上一本书，或者什么也不带，就这么坐着，看云影在铁轨上移动，看那些野葵花（我私自给它们起的名字）如何在风里轻轻点头。有时，会有一列真正的、满载的火车，在远处平行的新干线上呼啸而过，声音由远及近，再由近及远，像一阵短暂的、有力的潮汐。但潮汐退去后，这里的寂静只会更深，更厚。

我试着想象这段铁轨曾经的繁忙。笨重的货车缓缓驶过，汽笛嘶鸣，震落枕木上的灰尘。工人们在这里检修，扳道，吆喝着，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机油的味道。那些喧嚣，那些汗水，那些指向远方的期待与疲惫，如今都去了哪里？是渗进了这些锈铁的内部，化作了野草的养分，还是升腾成了我头顶这片依旧湛蓝的天空的一部分？无人回答。只有野葵花在风里微微摇曳，仿佛在说，存在过，然后被遗忘，这本就是世间最寻常的路径。

有一次去，发现几朵花的花盘已经沉重地垂下了头，花瓣蜷缩，颜色变成了黯淡的、纸一样的枯黄。种子大约已经散落。我没有感到悲伤，反而觉得理应如此。它们完成了这一季的明艳，在这无人喝彩的舞台。来年，从那些裂开的枕木缝隙里，从铁锈与碎石的夹缝中，新的、细弱的绿茎又会钻出来，举起新的、小小的太阳。生命在这里，以一种最卑微也最坚韧的方式，与这工业的遗迹对话、共生、交替。

毕业前最后一次去，我摘下了一朵开得正好的野葵花。动作很轻，茎秆断开时，有极其细微的“啪”的一声。我把它夹在了随身带的笔记本里。后来，笔记本合上，被塞进书架深处。那朵花，想必也早已被压成一片薄薄的、失却了颜色的标本，维持着最后的轮廓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那个有火车站的小城。但每当我在生活的规整轨道上感到窒息，或者被某种无形的锈蚀感缠绕时，我总会想起那段废弃的铁轨，和铁轨边那些不言不语的、明黄色的野葵花。它们教会我的，不是在荒芜中寻找意义，而是学习与荒芜共处，并在共处中，偶然地、自顾自地，开出一朵花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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