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慢慢走回宿舍。耳畔似乎还有电影配乐的残响，眼前却只有路灯下自己拉长的、孤单的影子。那种感觉非常奇特，仿佛灵魂的一部分，被遗留在了那束骤然熄灭的光里，遗留在了那片迅速空寂的操场中央。

操场东头，那面刷着粗糙白灰的墙壁，就是我们的银幕。

放电影的日子是不定期的，像某种隐秘的节庆。消息总在傍晚时分，随着炊烟般的低语传开。于是，晚饭后的操场便与往日不同。空气中浮动着一种克制的骚动，脚步声比平时密集，却又都朝着同一个方向。人们从宿舍楼、从教学楼、从家属区涌出来，手里拎着各式各样的小凳、马扎，或者干脆夹着几本厚厚的书——既当座位，也预备着万一电影无聊，便就着场边路灯的微光看上几页。

天色尚未完全黑透，是一种沉静的、鸭蛋青的颜色。那面白墙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巨大、空白，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梦。放映员——通常是总务科一位沉默寡言的老校工——在墙前架起机器，调试镜头。一束淡黄的光柱投射出去，在墙壁上形成一个晃动的、边缘模糊的亮斑。光柱里，亿万灰尘在疯狂舞蹈。调试时，偶尔会闪过几个上下颠倒的、滑稽的人影，或是一行测试用的字，引起孩子们一阵兴奋的哄笑。

天色终于暗到可以开始。操场上的嘈杂声浪，在放映机“嗒嗒”的走片声中，像退潮般迅速低伏下去。光柱变得锐利、洁白，故事开始了。放映的内容很杂，有时是黑白的战争老片，枪炮声在简陋的音箱里炸开；有时是戏曲片，咿咿呀呀的唱腔回荡在空旷的操场；偶尔也有新一些的武打片或生活片。我们并不挑剔，有影像在动，有声音在响，这就构成了一个与课本和习题全然不同的夜晚。

但我记忆最深的，从来不是电影的内容。

而是散场。

通常是九点半，或者十点。片尾的字幕开始滚动，伴奏的音乐响起，往往是一首激昂的进行曲或抒情的民歌。这时，人群便开始松动。有人已经站起身，伸着懒腰，活动坐麻了的腿脚。小凳碰撞发出“噼啪”的声响，低语声像水泡般从各个角落冒出来。放映机的那束光，依旧执着地照着银幕，照亮那些飞速上移的、无人再细看的演职员名字。

我总喜欢留到最后，看那束光。

当操场上的大部分人都已转身离去，汇成几股嘈杂的人流，涌向各自的宿舍楼时，那面巨大的白墙前，便迅速空寂下来。只剩下寥寥几个如我一样的滞留者，以及散落一地的废纸、瓜子壳，还有几个被遗忘的、歪倒的小马扎。放映员开始收拾机器，光柱却还亮着，此刻，它不再承载任何故事，只是一束纯粹的光，笔直地、孤独地打在空白的墙壁上。

墙壁被照得雪亮，粗糙的颗粒和细微的裂缝都清晰可见。光柱的边缘，因为没有了影像的干扰，显出一种毛茸茸的质感。你可以看到空气里的微尘，在光中翻滚、沉浮，比电影开场时更加肆无忌惮。那束光，此刻像一座寂静的、由灰尘构筑的宫殿。

声音的层次也变得丰富起来。远处散去的人声，变成模糊的、温暖的背景噪音，像远方的海。近处，是放映机即将停止转动的、迟缓的“嗒嗒”声，胶卷盒空转的沙沙声，老校工收拾三脚架时金属轻微的碰撞声。还有晚风拂过操场边杨树叶子，“哗啦啦”的声响，此刻才清晰地浮现出来。刚才被电影音效掩盖的夏虫鸣叫，也从草丛里、从墙角根，怯生生地重新响起，汇成一片细碎而永恒的合唱。

那束光，成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。一端是刚刚结束的、由他人讲述的、浓缩的悲欢离合；另一端，是重新浮现的、真实的、荒凉的夜晚。我们被这光短暂地留在桥的中央，身上还带着故事的余温，眼睛却已看到了散场后的虚空。

最后，老校工会“啪”地一声关上某个开关。那束光，毫无预兆地，熄灭了。

不是缓缓暗下去，而是瞬间被掐断。像一声干脆的、不容置疑的句号。

眼前骤然一黑。视网膜上还残留着光亮的残影，但真实的黑暗已如潮水般淹没了墙壁、操场和还未走远的我们。需要好几秒，眼睛才能重新适应，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，勉强看清物体的轮廓。那面白墙，重新隐入黑暗，变得平凡、沉默，仿佛刚才两个小时的悲欢与光芒，从未存在过。

人群散尽后的操场，空旷得惊人。风毫无阻隔地穿过，带着夜露的凉意。刚才还坐满了人的地方，只剩下虚无。热闹是集体的，散场后的寂静，却要每个人独自吞咽。

我慢慢走回宿舍。耳畔似乎还有电影配乐的残响，眼前却只有路灯下自己拉长的、孤单的影子。那种感觉非常奇特，仿佛灵魂的一部分，被遗留在了那束骤然熄灭的光里，遗留在了那片迅速空寂的操场中央。

后来，有了更先进的投影设备，电影可以在室内礼堂播放，清晰，明亮，风雨无阻。但我总怀念操场上那面白墙，怀念那束在散场后、徒劳地照亮着空白墙壁的、孤独的光。它让我过早地体味到一种滋味：所有盛大的聚集终将散去，所有投射在他人故事里的悲喜终将收回，最终，你要面对的，是那束光熄灭后，无边无际的、属于自己的黑夜，和黑夜中，重新响起的、细微却真实的虫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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