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我就知道，该吃颗糖了。

我们学校后面有一座小山，不高，长满了野草和不知名的灌木。教学楼三楼以上，推开窗就能看见那片绿色。三年了，我从来没上去过。

班主任三令五申不许去后山，说里面有蛇，有野狗，说上学期有学生在那儿摔断了胳膊。每次开班会都要提一遍，像念紧箍咒。

但后山还是有人去的。逃课的去那儿抽烟，谈恋爱的去那儿牵手，心情不好的去那儿哭。在我们学校，后山就像一个公开的秘密，谁都知道，谁都不说。

我第一次去后山，是初二的秋天。

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我在教室里跟人打了一架。准确地说，是我单方面挨了一顿打。因为我把隔壁班一个男生的篮球踢飞了——他先把我书包扔进了垃圾桶。

我脸上挂了彩，嘴角破了皮，校服上全是灰。我不想回家，也不想待在教室，就鬼使神差地绕到教学楼后面，从围墙的一个缺口钻了过去。

后山比我想象的大。没有路，只有被人踩出来的小径，弯弯曲曲地往山上延伸。野草长到膝盖高，走起来沙沙响。我往山上走了大概十分钟，在一块平坦的草地上坐下来。

风从山顶吹下来，凉飕飕的，带着草叶的味道。远处是教学楼的屋顶，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。再远一点，能看见城市的轮廓，灰蒙蒙的一片。

我坐在那儿，摸了一下嘴角的伤口，疼得嘶了一声。眼眶忽然就热了。

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委屈。明明是他先动的手，老师来了却只看见我还手的那一下。明明是他把我书包扔进垃圾桶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却没人帮我说话。

我把脸埋进膝盖里，哭了。

哭了不知道多久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。我赶紧抬头，用袖子擦脸。

来的是一个老头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。他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
“学生娃，咋跑这儿来了？”

我没说话。他在我旁边坐下来，把蛇皮袋放在脚边。袋子里装着一把剪刀和一些野草，看起来是在这儿割草的。

“脸上咋了？跟人打架了？”

我还是没说话。他也不追问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块饼干。

“吃不吃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他把饼干放在我旁边的石头上，自己拿出一块，嘎嘣嘎嘣地嚼起来。

“我天天来这儿，”他说，“割草喂兔子。这山上的草好，没打过药。”

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你这点事算啥，”他嚼着饼干，眼睛望着远处，“我年轻的时候，跟人打架，牙都打掉了一颗。现在想想，屁大点事。”

“不一样的，”我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哑哑的，“他们都欺负我。”

“欺负你，你就哭啊？”他扭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，“哭完了呢？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哭完了，该干嘛干嘛。”他站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“你越哭，他们越欺负你。你笑一个，他们反倒没意思了。”

他把蛇皮袋扛在肩上，往山下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回头说：“明天还来不？我给你带糖。”

我没回答。他挥了挥手，消失在小径尽头。

第二天放学，我又去了后山。老头果然在，坐在昨天那块石头上，旁边放着一袋水果糖。

“来了？坐。”

我坐下来，剥了一颗糖塞进嘴里，是橘子味的。

后来我经常去后山。有时候老头在，有时候不在。他在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草地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他说他养了二十多只兔子，白的灰的花的，每只都有名字。他说他儿子在城里打工，一年回来一次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上过学，读到五年级就不读了，“那时候穷，没办法。”

我跟他讲学校的事，讲哪个老师偏心，讲哪个同学讨厌。他就听着，偶尔点点头，偶尔笑一笑。

“你比我家兔子还能说。”有一次他这样说，我气得追着他跑了一整片草地。

那片草地，后来成了我的秘密基地。开心的时候去，不开心的时候也去。春天去那儿看野花，夏天去那儿捉蚂蚱，秋天去那儿放风筝，冬天去那儿堆雪人——我们这儿冬天很少下雪，但有一年真的下了，薄薄的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
初三下学期，功课紧了，我去后山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时候隔两三个星期才去一次，老头还是坐在那儿，还是带着饼干和糖。

“忙了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要中考了。”

“好好考，”他说，“考个好高中，将来上个好大学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上了大学，就别回来了。”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

我看着他，他的眼睛有点红，但很快别过头去。

“我不是说学校不好，”他清了清嗓子，“我是说，你得往远走。别像我一样，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。”

风从山顶吹下来，草叶沙沙响。

“我会回来的，”我说，“来看你和兔子。”

他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满是老茧，但拍在肩膀上很轻。

中考完的那个暑假，我去了后山。老头不在，石头上放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橘子味的硬糖。旁边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：

“考完了就吃糖。”

我剥了一颗塞进嘴里，还是那个味道。甜丝丝的，带一点点酸。

后来我上了高中，去了市里。第一年国庆回家，我特意去了一趟后山。老头不在，草地上长满了野草，比人还高。我在石头上坐了一会儿，听见山脚下有说话声，就走下去问。

“你说那个老头啊，”一个阿姨说，“搬走了。他儿子把他接到城里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春天吧。走之前还来这儿转了一圈，说跟这山告个别。”

我站在山脚下，抬头望着那片野草地。风还是那个风，草还是那些草，只是少了那个拎着蛇皮袋的身影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我从来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。三年了，我喊他“爷爷”，他喊我“学生娃”，我们谁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

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有些人的名字，不需要写在纸上。它长在风里，长在草叶间，长在橘子味硬糖的甜里。你只要闭上眼睛，就能听见。

就像那片后山，它一直在我心里。不高，长满了野草。但每当我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喘不过气的时候，我就会闭上眼睛，让那个风再吹一次，让那些草再沙沙地响一次。

然后我就知道，该吃颗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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