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你，那四年。

学校的广播站，在食堂三楼的一个小隔间里。

说是隔间，其实就是用石膏板隔出来的一个角落，勉强能站三个人。一张旧桌子，两把折叠椅，一台调音台，两个话筒，墙上贴着隔音棉，已经发黄了，边角翘起来，像老人的皮肤。窗户开向食堂，每到饭点，油烟味就会顺着窗缝钻进来，混着饭菜的香气，在狭小的空间里盘旋。

我在广播站待了四年。

大一那年秋天，百团大战，我路过广播站的招新摊位。一个扎马尾的学姐塞给我一张报名表，说：“同学，你声音不错，来试试吧。”我至今不知道她是怎么从我那句“谢谢，不用了”里听出“声音不错”的。但鬼使神差地，我填了表，参加了面试，读了一篇稿子，然后就被录用了。

第一次走进那个隔间，我很紧张。调音台上几十个旋钮，我一个都不敢碰。带我的学姐叫程未晚，大三，播音主持专业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，像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。

“别紧张，”她说，“你就当这个话筒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在跟它聊天。”

“我跟朋友聊天不会脸红。”我说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：“那你多聊几次就不红了。”

第一次播音是在周三下午五点十分。我坐在话筒前，耳机里传来自己的声音，陌生得像另一个人。我念的是校园新闻，字数不多，三百字，但我念了五分钟，中间打磕巴了三次，咽口水两次，还有一次忘了词，对着话筒发出了“呃”的一声。

程未晚在旁边急得直比划，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。

结束后，她叹了口气说：“还行，第一次都这样。”

“你第一次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我比你强。”她说，“我只打磕巴了两次。”

大二那年，程未晚毕业了。

走之前，她把广播站的钥匙交给我，郑重其事得像在交接一个王国。“清晏，广播站就交给你了。”她说，“好好守着。”

我接过钥匙，那串钥匙上挂着一个褪色的蓝色小熊挂件，是程未晚大一那年挂上去的，已经挂了三年。

“这个不带走？”我问。

“留给你。”她笑了笑，“它会给你带来好运。”

程未晚走后，我成了广播站资历最老的人。大二的学长学姐们忙着考研、实习，很少来了。大一的新人还不太会操作设备，稿子也写不利索。于是从写稿到审稿到播音到调音，我一个人扛了整整一个学期。

那段时间，广播站成了我的第二个家。每天下午没课的时候，我就钻进那个隔间，打开调音台，预热设备，调试音量，然后对着话筒，把声音送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

食堂三楼的那个角落，变成了我的世界。

广播站有一个传统——每周五傍晚的“音乐心情”栏目，由当周的值班播音员自己选歌，自己写稿，自己决定主题。那是广播站最自由的十分钟，也是我最喜欢的十分钟。

大二那年秋天，我做了一期“音乐心情”，主题是“陌生人”。我选了三首歌，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，宋冬野的《董小姐》，还有一首英文老歌《Vincent》。稿子写了一千多字，写的是那些擦肩而过的人——食堂里帮你扶过门帘的人，图书馆里坐在对面的陌生人，操场上和你跑在同一跑道但从未说过话的人。

播完之后，我关掉话筒，摘下耳机，调音台的灯一盏一盏熄灭。隔间里很安静，只有食堂的油烟味从窗户钻进来。我靠着椅背，看着天花板，忽然觉得，这大概就是我想做的事情——用声音，去触碰那些看不见的人。

那一期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。有人在校园论坛上发帖问：“今天‘音乐心情’是谁播的？声音好好听。”有人托人打听广播站的播音员是谁。还有人在广播站的投稿箱里塞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谢谢你，陌生人。”

那张纸条我到现在还留着，夹在广播站的签到本里，纸已经发黄了，但字迹还很清楚。

大三那年，广播站来了一个新人，叫陆一鸣。

大一新生，学新闻的，瘦高个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别处，好像对着一棵树或者一堵墙说话比对着人说话更自在。他第一次来广播站的时候，站在门口，敲了敲门框，问：“请问，这里是广播站吗？”

“是。你是？”

“我是新来的，陆一鸣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

他走进来，小心翼翼，像怕踩到什么不该踩的东西。他环顾四周，目光在调音台上停留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小时候的梦想，就是当一名电台DJ。”

那天我教他操作调音台。他学得很认真，每一个旋钮的功能都记在本子上，字迹工工整整，像印刷体。他第一次坐在话筒前的时候，手在发抖，但他念稿子的声音却很稳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。

“你不紧张？”我问他。

“紧张。”他说，“但我更怕做不好。”

陆一鸣成了广播站最勤奋的人。每天早上第一个到，晚上最后一个走。他负责的栏目是周二下午的“文学时光”，专门读诗和散文。他选的诗很冷门，有些我连名字都没听过，但他读得很好，声音里有种干净的东西，像冬天的第一场雪。

有一次，他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。诗不长，写的是他家乡的一条河。他的家乡在安徽，淮河边上，他说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河边看船。诗的最后两句是：“河水走了，船也走了，只有岸还在。”

我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。然后我说：“这首诗，很好。”

他低下头，耳朵红了。

陆一鸣让我想起大一时候的自己。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小心翼翼地对着话筒说出第一句话。那时候我也紧张，也害怕，也觉得自己做不好。但程未晚把钥匙留给了我，现在我要把钥匙留给他。

大四那年，广播站面临被撤销的风险。

学校说，现在有了校园广播App和微信公众号，传统的广播站没用了，浪费资源，要改成储物间。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广播站的老成员们炸了锅。已经毕业的程未晚在群里发了一长段语音，声音很激动，最后一句是：“你们要是敢让广播站被撤了，我回来跟你们拼命。”

陆一鸣牵头写了一份报告，洋洋洒洒五千字，列举了广播站的历史、成绩、存在的意义。他把报告交上去，等了半个月，没有回音。

他又去找团委的老师，老师说这是学校的决定，他也没有办法。

那段时间，广播站的气氛很压抑。大家都不怎么说话，来了就坐下，播完就走。调音台上的灯还是亮着，话筒还是竖着，但好像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熄灭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播完最后一档节目，陆一鸣没有走。他坐在折叠椅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很久不说话。

“清晏姐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“你说，广播站真的会被撤掉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如果撤了，这些声音就没了。”

“声音不会没的。”我说，“只要有人记得，声音就在。”

他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一点光。“你会记得吗？”

“会。”我说，“我会记得所有的。”

毕业前最后一期节目，是陆一鸣做的。

他没有按常规选主题，而是在节目最后加了一段自己的话。我站在隔间外面，透过玻璃看着他。他坐在话筒前，背挺得很直，手放在调音台上，像钢琴家把手放在琴键上。

“这里是XX大学广播站，”他说，“我是陆一鸣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跟大家说话了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四年了，这个小小的隔间送走了很多人，也迎来了很多人。有人在这里播了第一段音，有人在这里录了最后一期节目。有人把钥匙交给下一个人，有人把声音留在这栋楼的角落里。”

“我不知道广播站还能存在多久。但我知道，那些声音不会消失。它们会飘在风里，落在操场上，钻进图书馆的窗户里，贴在食堂的墙壁上。它们会被听到，被记住，被偷偷地收藏。”

“最后一首歌，送给广播站。送给所有在这里坐过的人，送给所有在喇叭下听过的人。送给程未晚学姐，送给许清晏学姐，送给我自己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，听了四年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他按下播放键，音乐响起来。是那首《Vincent》，我大二那年播过的。

我站在门外，眼泪流下来了。

毕业典礼那天，我把广播站的钥匙交给了陆一鸣。钥匙串上还挂着那个褪色的蓝色小熊挂件，程未晚留下的，已经挂了七年。

“广播站还在，”我说，“你守着。”

“学校还没说撤销的事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说。但就算说了，你也别放弃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他说，“我会一直播，播到话筒被拿走的那一天。”

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走出食堂三楼，阳光很好。喇叭里传来陆一鸣的声音，他在念一首诗，声音干净得像冬天的第一场雪。

我站在喇叭下面，听完了整首诗。

毕业后，我成了一名电台主持人。每天坐在专业的录音棚里，对着几百万的话筒，说着给几十万人听的话。录音棚很大，隔音很好，没有油烟味，没有折叠椅，没有褪色的蓝色小熊挂件。

但我总会想起那个食堂三楼的小隔间。想起那些潮湿的傍晚，想起调音台上几十个旋钮，想起程未晚的比划，想起陆一鸣的诗，想起那张发黄的纸条——“谢谢你，陌生人。”

有时候，深夜录完节目，我会一个人坐在录音棚里，关掉灯，闭上眼。黑暗里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隔间。油烟味从窗户钻进来，调音台的灯一盏一盏亮着，耳机里传来自己的声音，陌生得像另一个人。

今年秋天，我回了一趟学校。

食堂三楼的那个隔间还在，没有被改成储物间。门开着，里面有人。是一个女生，大一的，扎着马尾，坐在话筒前，念着一篇稿子。她的声音有点抖，但她念得很认真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。

门口站着一个男生，瘦高个，戴黑框眼镜，是陆一鸣。他大四了，正在带新人。

“清晏姐！”他看见我，笑了，笑得很灿烂。

“广播站还在。”我说。

“还在。”他说，“而且不会走了。学校批了，广播站保留，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我看着那个扎马尾的女生，她正对着话筒，念着下一周的节目预告。她的声音还不太稳，但她坐在那里，像一棵刚种下的树，根还浅，但已经开始往下扎了。

“她叫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林晚。”陆一鸣说，“程未晚的晚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程未晚的晚。那个扎马尾的学姐，那个把钥匙交给我的人，那个说“声音不错，来试试吧”的人。她的名字，被另一个扎马尾的女生继承了。

“谁给她取的名字？”我问。

“她自己。”陆一鸣说，“她说她喜欢这个字。”
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林晚。她念完稿子，摘下耳机，转过头看见我，笑了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

“你就是许清晏学姐？”她问。

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当然认识，”她说，“广播站的历史里，有你。”

我走进隔间，摸了摸调音台。还是那张旧桌子，还是那两把折叠椅，还是那些发黄的隔音棉。墙上的签到本换了新的，但我翻开第一页，看见了那张发黄的纸条——“谢谢你，陌生人。”

它还在这里，夹在本子里，像一枚书签，标记着某一段被折叠的时光。

那天傍晚，林晚做了一期“音乐心情”。主题是“传承”，她选了三首歌，最后一首还是那首《Vincent》。

我坐在折叠椅上，听着那首歌，看着窗外的夕阳。食堂的油烟味飘进来，混着饭菜的香气，和四年前一模一样。

“清晏姐，”陆一鸣忽然说，“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播音，打了多少磕巴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三次磕巴，两次咽口水，一次‘呃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程未晚学姐告诉我的。”他笑了，“她说你是她带过最难带的学生，但也是最好的。”

我没有说话。窗外的太阳快落山了，橘红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调音台上，把那些旋钮染成了金色。

林晚播完了，摘下耳机，看着我们。

“学姐，你要不要再说两句？”她把话筒推过来。

我看了看话筒，看了看陆一鸣，看了看林晚。

“不了，”我说，“该说的，都说完了。”

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回过头，看了一眼那个小隔间。调音台的灯还亮着，话筒还竖着，墙上那串钥匙上，褪色的蓝色小熊挂件还在。

“广播站交给你们了。”我说。

“放心。”陆一鸣和林晚同时说。

我转身走出食堂，走到楼下，喇叭里传来林晚的声音，她在念明天的节目预告。声音还很嫩，但很认真，一字一句，清清楚楚。

我站在喇叭下面，听完了最后一个字。然后我抬起头，看了看食堂三楼那扇窗户。窗户开着，有个人在挥手。看不清是谁，也许是陆一鸣，也许是林晚，也许是程未晚。也许都是。

我挥了挥手，转身走了。

身后的喇叭里，传来那首《Vincent》，歌声飘在风里，飘过操场，飘过图书馆，飘过银杏道，飘进每一个正在走路、正在吃饭、正在发呆的人的耳朵里。

“Starry, starry night，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……”

那些声音，那些被播出的和没被播出的声音，那些被听到的和没被听到的声音，它们不会消失。它们会在这个校园里飘很久很久，飘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，飘过一个又一个秋天。直到某一天，某个新生路过食堂三楼，听见喇叭里传来的声音，忽然停下脚步，抬头看了看那扇窗户，然后对自己说——

“我好像，也想试试。”

那就是广播站的第五年，第六年，第七年。是许清晏、陆一鸣、林晚之后，更多的名字，更多的声音，更多的故事。

而我，我会在某个城市的某个深夜，坐在录音棚里，关掉灯，闭上眼，听见那些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像风，像雨，像食堂的油烟味，像褪色的蓝色小熊挂件，像一张发黄的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——

“谢谢你，陌生人。”

谢谢你，广播站。

谢谢你，那四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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