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场外面，十二棵白杨站成一排，在六月的夜风里哗啦啦响着，像一场没有名字的告别。

大一体测那天，我第一次注意到那排白杨。

十一月，风已经硬了。一千米跑到最后一圈，肺像被人攥住，喉咙里泛着铁锈味。我弯着腰在跑道边上喘，抬头就看见了它们——操场铁丝网外面，一排水桶粗的白杨，叶子落了大半，剩下的在风里翻着银白色的背面，哗啦啦响成一片。那声音很特别，不像梧桐叶落时的簌簌，也不像樟树在雨里的滴答，是一种干燥的、金属质地的声响，像有人在天上抖一匹绸缎。

我数了数，从球门算起，一共十二棵。

后来我总去那里。不是去跑步，是去坐着。球场晚上不开灯，只有远处路灯漫过来的光，把白杨的影子横一道竖一道铺在跑道上。我坐在第十二棵下面，背靠着粗糙的树皮，什么事也不做。有时候塞着耳机听歌，有时候翻两页小说，有时候就发呆。头顶的白杨叶子响着，那种声音很奇怪地让人平静，像一只很大的手在慢慢抚平什么东西。

大一那年我过得不好。说不上哪里不好，就是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。专业是被调剂的，室友打游戏到凌晨两点，我去食堂永远抢不到最后一个狮子头。给高中同学发消息，她们说自己的大学生活，说社团、说联谊、说谁和谁在一起了。我回一句“挺好的”，然后把手机屏幕扣在草地上。白杨树在我头顶响着，像在替我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。

第十二棵白杨的树干上有人刻过字。是两个字母，中间一个加号，外面套一个歪歪扭扭的心形。刻痕已经旧了，边缘被树皮翻卷着包住，像一道愈合了一半的疤。我有时候会想刻字的人是谁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。树不会回答，只是把那些字一点点吞回去，慢得几乎看不出来。我在那棵树下坐了大一整个学年，看着那个心形一年比一年浅，像一张褪色的照片。

大二开学，操场上多了一群踢球的人。每周三和周五的傍晚，十来个人，穿着杂七杂八的球衣，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跑来跑去。他们踢得不怎么样，但喊得很大声。“传！”“这边！”“好球！”这些声音穿过铁丝网，和白杨叶子的响声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

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真跑步的。起初是两圈，后来三圈，后来五圈。跑累了就走到第十二棵白杨下面，扶着树干喘气。树皮被我的手汗洇湿一小块，颜色深了一度。踢球的人散场时会从那排白杨旁边经过，球鞋上沾着草屑和泥，说说笑笑地往澡堂方向走。有个男生每次都走在最后，低头回消息，球衣背后印着“建工”两个字，号码是7。他有一次看见我坐在树下，冲我扬了扬下巴，算是打招呼。我也点了一下头。

后来我知道他叫陈树，土木工程大三，校队不要的替补，所以自己拉人踢野球。他说话带一点河南口音，把“白杨”说成“白杨儿”，多一个轻飘飘的儿化音，像叶子翻过去的那一面。他问我为什么总坐在这棵树下，我说不为什么，就是好听。他抬头看了看树冠，听了一会儿，说，嗯，确实好听。

大三秋天，陈树他们那支野球队散了。有人毕业，有人实习，有人谈了恋爱就不来了。周三和周五的傍晚安静下来，操场上只剩下晚风和那排白杨。我照常去跑步，照常坐在第十二棵树下。有一天陈树来了，穿着建工的球衣，没带球，空手坐在我旁边。我们谁都没说话，白杨叶子在头顶响着。过了很久他说，考研的书买好了。我说，嗯。他说，以后可能没时间踢球了。我说，嗯。他又说，这棵树上的字是不是你刻的。我说不是，我来的时候就有了。他说，哦。

然后他站起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在树干上刻了起来。我说你干嘛，他说留个纪念。刻完之后退一步看了看，把刀收起来，冲我笑了笑，走了。

我凑过去看。在那个已经快被树皮吞掉的心形下面，多了一个新的印记——不是字，是两片并排的白杨叶子，刻得很浅，叶脉细细的，像被风拓在树皮上。

陈树后来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，建工学院，结构方向。我还在操场上跑步，从两圈跑到五圈，从五圈跑到十圈。大四体测的一千米，我跑进了四分半。冲过终点时我往铁丝网外面看了一眼，十二棵白杨的叶子正在风里翻过来，银白色的一面迎着光，亮得晃眼。

昨天我又去了那棵树下。毕业离校前夜，操场关了灯，只有白杨的声音还在。我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找树干上那两片叶子。它们还在，比三年前浅了一些，边缘也开始被新生的树皮包住，再过几年大概就彻底看不见了。

我在树下坐了一会儿。四年里所有的傍晚好像都叠在一起——大一那个低头扣手机的女生，大二跑步时扬起的尘土，大三那把小刀刻过树皮的声音，大四跑完一千米时喉咙里的铁锈味。它们都在这棵白杨树下发生过，然后被晚风吹散，被叶子的响声盖住，被时间一点一点吞进树皮里。

头顶的白杨还在响。那种干燥的、金属质地的声响，像有人在很高的地方抖一匹绸缎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。走之前用手电筒最后照了一次那两片叶子，然后关掉光，让它们继续在树皮里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往回长。

操场外面，十二棵白杨站成一排，在六月的夜风里哗啦啦响着，像一场没有名字的告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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