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。走出操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跑道、草坪、单杠、水龙头、看台台阶。它们很快就会迎来新的一天，新的一批人。 但我已经知道怎么扫了。

说出来可能没人信，大学四年，我见过这个校园最多次数的时刻，是清晨六点。

不是因为我勤奋。是因为大一军训，每天早上六点集合跑操，迟到的罚跑三圈。军训结束后，生物钟像一只被拧过劲的发条，松不回去了。五点五十准时睁眼，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天光还是灰蓝色的，薄薄的，像被水洗过很多次。室友们都在睡，呼吸声此起彼伏，赵一鸣磨牙，周逸川偶尔说梦话，含含糊糊的，听不清是什么。我轻手轻脚下床，套上运动鞋，带上门。走廊里空空荡荡，声控灯被我的脚步一盏一盏叫醒，又在身后一盏一盏熄灭，像在走一条不断被吞没的路。

宿舍楼门口，宿管阿姨刚把大门打开。她姓王，五十来岁，烫一头很小的卷，每天早晨都在门口浇那几盆月季。我经过时她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，又去跑步？我说嗯。她说，年轻真好。语气里没有羡慕也没有感慨，就是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后来四年，每个月至少有二十天，我和王阿姨重复这段对话。一个字都没变过。

清晨六点的操场和白天完全是两个地方。白天的操场属于体育课、运动会、社团活动，闹闹嚷嚷的，像一锅煮沸的水。清晨六点的操场是凉的，安静的，像一个还没被使用过的词。跑道上通常只有一两个人，谁也不认识谁，各跑各的，擦肩而过时微微点一下头，算是打招呼。塑胶跑道上有隔夜的露水，跑过去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，很快就干了。草坪中央的自动喷水器有时候会突然启动，嗤的一声，水柱划出一道弧线，在晨光里闪一下，又落回草丛里。

大二那年秋天，我在操场上遇见了老周。当然，“老周”是后来叫的。最初他就是那个每天比我早到的人。我五点五十起床，六点零五到操场，他已经跑了两圈了。他跑得很慢，比走快不了多少，但不停。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最多的一次我数着他跑了十五圈。跑完之后他在单杠那边压腿，压很久，每一条腿压够五分钟，像在完成某种仪式。他大概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穿一件洗得松松垮垮的蓝色运动服，左胸口印着学校的校徽，是很多年前的旧款。他不是教职工，也不是退休教授。后来我听王阿姨说，老周是学校里一个清洁工，负责打扫西区那几栋教学楼。在这个学校干了二十年了。

知道以后，再遇见他时我就多看了一眼。他跑在跑道最外圈，步子不大，落地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。跑完步他会从操场角落的水龙头接一杯水，坐在看台的台阶上慢慢喝。太阳这时候通常刚刚升起来，从东边那排白杨树的间隙里透过来，把他的侧脸照得很亮。他的脸上有很多皱纹，但眼睛很安静，像清晨六点的操场本身。

有一天我跑完步，鬼使神差地走到他旁边坐下。他没看我，我也没看他。我们并排坐着，看太阳一点一点从白杨树后面升起来。过了很久，他开口了，声音比我想象的轻。他说，我儿子也在上大学，在成都。我说，很远。他说，嗯，很远。然后他站起来，把杯子里的水喝完，走向西区的教学楼。他的背影在晨光里拉得很长，蓝色运动服被洗得太多次了，领口的松紧已经没了，松松垮垮地搭在脖子上。

后来我们常常坐在一起。不跑步的时候也坐。他的话很少，但每次说，都让我记很久。有一次他说，他二十岁来这个城市，在建筑工地干了十年，然后来学校当清洁工，又干了二十年。他说他扫过的教学楼，每一层的台阶数他都记得。文渊楼一至四层每层十八级，五层以上每层十六级。图书馆的楼梯是二十四级。我问为什么不一样，他说不知道，大概是盖的时候没商量好。然后他笑了一下，眼角皱纹挤在一起，像被揉过的旧报纸。他说，你看，三十年，就记住了这些没用的东西。

大四秋天，我开始找工作。投了无数简历，面了无数试，被拒了无数次。有一天早晨跑完步，我坐在看台上，第一次没有和老周并排坐着，而是把脸埋进手掌里。不是哭，就是很累。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，是心里面的，像有一块很重的东西压着，不疼，但喘不过气。

老周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他没问怎么了，没说话。我们就这样坐着，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，直到操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，直到喷水器开始嗤嗤地转。然后他站起来，说，我该去扫文渊楼了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，背对着我说，小苏，扫了三十年地，我学会一件事。地每天都脏，明天还得扫。但今天扫完了，今天就干净了。

他走了。蓝色运动服消失在操场出口的拐角处。我坐在看台上，把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。

毕业离校那天是六月的一个清晨。我五点五十准时醒来，生物钟还没有改过来。室友们都在睡，赵一鸣磨牙，周逸川说梦话。我轻手轻脚下床，套上运动鞋，带上门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又一盏一盏熄灭。宿舍楼门口，王阿姨在浇月季。她说，又去跑步？我说嗯。她说，年轻真好。

操场上，老周已经在了。他跑在最外圈，步子不大，落地很轻。我在他后面跟了两圈，然后像往常一样，并排坐在看台台阶上，看太阳从白杨树后面升起来。喷水器开始转了，水柱划出弧线，在晨光里一闪一闪。

我说，老周，我今天走了。他说，嗯。我说，以后可能不来了。他说，嗯。然后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完，站起来，说，我该去扫文渊楼了。走了两步，又停下来。这回他转过身，看着我。晨光把他的花白头发照得发亮。他说，小苏，地每天都脏。但你已经知道怎么扫了。

他走了。蓝色运动服消失在操场出口的拐角处。

我一个人坐在看台上，坐了很久。操场上开始有人了，跑步的、散步的、来上体育课的。太阳升到白杨树顶，把整个操场照得亮堂堂的。清晨六点过去了，操场变成了白天的操场。

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。走出操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跑道、草坪、单杠、水龙头、看台台阶。它们很快就会迎来新的一天，新的一批人。

但我已经知道怎么扫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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