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没回头。我怕一回头，就会看见那张铁皮托盘里，还放着一封手写的信，地址只写了“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中文系”，没有年级，没有班级，没有电话。而窗外银杏叶正在落，落得整个傍晚都是金黄色的。

如果不是大一下学期那封迟迟未到的信，我大概永远不会和收发室产生任何关系。

收发室在行政楼一楼最偏僻的角落，夹在文印室和一间永远锁着门的库房之间。门是那种老式的木框玻璃门，玻璃上贴着“收发室”三个红色的即时贴字，“发”字的最后一笔翘起来了，像一片卷边的花瓣。我找过去是因为母亲说寄了一床棉被给我，查物流显示已签收三天，而我连一根棉线都没见着。推开那扇玻璃门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对学校物流系统的腹诽。但我没想到，那扇门一旦推开，就关不上了——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关不上，是后来每到下午四点半，我的脚就会自动往那个方向走。

收发室很小。一张漆面斑驳的木桌，一把藤椅，一整面墙的铁皮信箱，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排列着。每个信箱上贴着一个三位数的编号和所属院系的缩写，有些标签已经泛黄卷边，字迹洇开了，像被水泡过的处方笺。管收发室的是个老头，姓孙，七十出头，据说退休前是学校后勤的维修工。他常年穿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，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圆珠笔，右边口袋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装着什么。他不太说话，大多数时候就坐在那把藤椅里，有人进来就抬一下下巴，意思是“自己找”。藤椅的扶手被磨得发亮，那种亮不是新东西的光泽，是时间一层一层包上去的浆，像老树的年轮。

那床棉被最终在029号信箱下面的地上找到了。快递单被撕掉了一半，只剩我的名字和手机号最后四位。我把包裹抱起来的时候，孙师傅在藤椅里说了一句：“下次留全号。”声音闷闷的，像从一口很深的井里传上来。

后来我开始频繁地去收发室。起初是真的有东西要取——家里寄的冬衣、网上买的二手教材、同学寄来的明信片。后来东西取完了，我发现自己还是想去。说不清为什么。收发室有一种特别的气味，旧纸张、灰尘、铁皮信箱上薄薄的锈，还有孙师傅搪瓷杯里的浓茶，混在一起，闻起来像一段被妥善保存的旧时光。我喜欢那个气味。它让我觉得安稳，像小时候放学回家，闻见厨房里母亲炖的汤。

大二那年秋天，我开始在收发室帮忙。说是帮忙，其实就是下午四点半过去坐着，有人来取件就帮着找一找。孙师傅默许了我的存在，从杂物柜里翻出一把折叠椅，打开，放在藤椅旁边。那把折叠椅是坏的，坐上去会往后仰，必须时刻用脚尖点着地才能保持平衡。我没换，我习惯了那个角度——微微后仰，刚好能看见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树冠。

银杏树的叶子从绿变黄，从黄变落，落了又长。我在收发室那把坏掉的折叠椅上，看完了它的两轮春秋。也是在那里，我看见了这座校园里最完整的面孔。来收发室的人什么样的都有。有取了家里寄来的包裹当场拆开、举着一罐辣酱高兴得蹦起来的。有拿到成绩单后站在信箱前面拆、拆完把纸揉成一团塞进口袋、眼眶红着走出去的。有每周来开一次信箱、每次都空的、下一次还是来的。有寄信的人——对，还有人寄信。用真正的信封装着，贴邮票，手写地址。那种信孙师傅会单独放在一个铁皮托盘里，不和其他邮件混在一起。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手写的，急不得。”我不太懂这之间的逻辑，但我觉得他说得对。

大三冬天的某个傍晚，收发室来了一位老太太。她不是学生，也不是教职工，穿着臃肿的棉袄，围一条红围巾，手里攥着一张纸条。她说她要寄信，寄给她的儿子。信是手写的，信封上地址栏只写了“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中文系”，没有年级，没有班级，没有电话。孙师傅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说，这个可能收不到。老太太说，收得到的，他以前就在那里念书。孙师傅沉默了一会儿，把信放进了那个铁皮托盘里。老太太走后，我问他，真能寄到吗。他看着窗外光秃秃的银杏树，说，寄不寄得到是邮局的事，收不收这封信是我的事。

那封信在铁皮托盘里放了很久。我不知道它最终去了哪里。

大四上学期，银杏叶正黄的时候，我在收发室收到了一封自己的信。不是包裹，不是明信片，是一封真正的信。信封上的字迹我不认识，寄件地址是省内另一个城市的某个小区。我拆开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和一页纸。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，站在一棵银杏树下笑着，穿一件红色毛衣。信上写：“这张照片是我妈拍的，大二那年秋天。她说她这辈子最满意的照片就是这张，洗了两张，一张寄给我，一张存在她那里。上个月她走了，我在她枕头底下找到这张，背面写着我的学校地址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寄出去。现在寄给你，不是寄错了，是我想让这个地址替她完成这件事。谢谢你收到它。”

信的落款是一个我没听过的名字。

我把信纸折好，放回信封里。抬起头的时候，孙师傅正看着我。他的搪瓷杯冒着热气，茶香和收发室的气味混在一起。他没问信上写了什么。他只是在藤椅里微微坐直了一点，拿起杯子，喝了一口茶。然后他说：“今天的晚报到了，帮我分一下。”

我站起来，走到那面蜂巢一样的信箱墙前面。铁皮信箱凉凉的，指尖摸上去能感觉到漆面下面细微的凹凸。我按照编号把晚报一份一份塞进去，有的信箱塞满了，报纸会弹出来一点，需要用手再往里推一推。窗外银杏叶正在落，金黄色的，一片一片，从枝头脱落，穿过空气，落在收发室门口的台阶上。孙师傅的藤椅发出细微的吱呀声，搪瓷杯里的茶该续水了。

我把最后一份晚报塞进317号信箱，关上铁皮小门。信箱墙恢复了它沉默的样子，几百扇小门紧闭着，每一扇后面都可能藏着什么——一封信，一张明信片，一份报纸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，一个寄出了却永远没有被收到的秋天。

毕业那天，我最后去了一次收发室。孙师傅在藤椅里，搪瓷杯冒着热气，窗外银杏绿得正好。那把坏掉的折叠椅还靠在墙边，坐垫上留着浅浅的凹痕。我没坐，站在门口，把那扇贴着“收发室”三个字的玻璃门看了一遍。“发”字的最后一笔还是翘着，像一片卷边的花瓣。

我说，孙师傅，我走了。他嗯了一声。我转身的时候，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：“下次留全号。”

我没回头。我怕一回头，就会看见那张铁皮托盘里，还放着一封手写的信，地址只写了“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中文系”，没有年级，没有班级，没有电话。而窗外银杏叶正在落，落得整个傍晚都是金黄色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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