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街越来越短了，但茶馆还在。茶馆越来越旧了，但茶还在。茶越来越凉了，但喝它的人还在。 这就够了。

城南老街的尽头，有一间老茶馆。说是茶馆，其实就是一间老旧的木屋，门前搭了个凉棚，棚下摆了几张八仙桌，配着长条凳。茶是粗茶，用大壶泡了，倒在粗瓷碗里，茶汤浓得发黑，喝起来涩口，回味却有一丝甜。茶馆没有招牌，只在檐下挂了一面褪色的酒旗当作幌子，旗上本来写着字，被风雨洗得只剩一个“茶”字，孤零零的，像一只忘了飞走的鸟。

这里曾经热闹过。老街还在的时候，挑担的、赶集的、拉板车的，走到这里都要停下来喝碗茶。一壶茶，一碟花生米，天南地北地聊，能从日上三竿聊到日落西山。后来老街拆了大半，只剩下这一截尾巴，行人少了，茶客也稀了，最后只剩下老骆一个人。

老骆姓骆，七十多岁，老伴走了以后就一个人过。他每天清晨五点准时到茶馆，坐在靠窗的第三张桌子旁。这个位置他坐了三十年，桌面被他两肘磨出了一小片凹陷，摸上去滑溜溜的，像一块包了浆的玉。他坐定了，茶馆的老板老周就把茶端上来，一壶浓茶，一只粗瓷碗，一碟花生米，几十年没有变过，连碗碟摆的位置都没有变过。

老骆喝茶喝得很慢。他先端起碗，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，眯着眼睛，像在分辨什么细微的香气。然后呷一小口，含在嘴里，停顿片刻，才慢慢咽下去。一碗茶他能喝上一个钟头，茶凉了，老周就给他续上热水。他一边喝茶，一边看窗外。窗外是一条窄巷子，巷子对面是一堵长了爬山虎的老墙，墙根有一棵歪脖子槐树，夏天的时候，槐花开得满树都是，香气浓得化不开，从窗口飘进来，和茶香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

其实他什么也没看。他的眼睛落在窗外，但他的心思早就飘远了，飘到那些他去了无数次的地方，飘到那些他再也回不去的日子里。他的儿子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回来一两次，每次回来都劝他搬到城里去住。他不去。儿子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走了，茶馆怎么办？”儿子说：“茶馆有老周呢。”他摇摇头，不再说话。

老周的茶馆其实早就开不下去了。没有客，只有老骆这一个茶客，一壶茶收两块钱，连水电费都不够。有人劝老周关了茶馆，到城里去开个麻将馆，挣钱多，还省心。老周看看老骆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等什么，他也不说。但每天早上，他照样五点起来烧水，照样把八仙桌擦得锃亮，照样在第三张桌子上摆好一壶茶、一只碗、一碟花生米。茶馆里其他桌子空着，板凳倒扣在桌面上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

老周和老骆之间的话很少。两个人像是约好了，一个只管泡茶，一个只管喝茶，偶尔说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，“今天天气不错”“是啊，太阳好”，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。但沉默里有一种东西，像茶的回甘，淡淡的，却能在嘴里停留很久。老周知道老骆什么时候该续水了，老骆知道老周什么时候会端来新炒的花生米。两个人在这间快要被时间忘记的茶馆里，过着一种被时间忘记的生活。

去年冬天，老骆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。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，在医院陪了几天。老骆清醒的时候，总问同一个问题：“老周来过了吗？”儿子说不认识老周。老骆就不再问了，侧过脸去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是医院的天井，光秃秃的，连一棵树都没有。

他出院那天，没有让儿子送他回家，而是让出租车开到了老街。他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走到茶馆门口。茶馆的门关着，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，写着一个手机号码。他掏出手机，手指哆哆嗦嗦地拨了那个号码，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。是老周。老周在电话那头说，他老伴摔了一跤，骨折了，在医院里，他要去照顾，茶馆暂时不开了。老骆握着手机，张了张嘴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那让她好好养着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在茶馆门口站了很久。那面褪色的酒旗在风里晃来晃去，那个“茶”字已经模糊得认不出来了。门板上贴着的对联，红纸已经发白，字迹也看不清了，只隐隐约约看出最后几个笔画，像一个人伸出的手。他把手放在门板上，轻轻地推了一下，门纹丝不动。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他知道，第三张桌子还在，桌上那只粗瓷碗还在，碗底还留着他喝剩的半口茶。

后来的事情，老骆就不太记得了。他儿子说，他消失了一段时间。等他再出现的时候，人瘦了一大圈，胡子拉碴的，驼着背，走路的姿势像一只被风吹弯了腰的芦苇。但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出门，沿着老街走，走到茶馆门口，停下来，看看那扇关了门的茶馆，看看那面飘在风里的酒旗，然后转身，慢慢地走回去。

街坊邻居都说老骆痴了。茶馆都不开了，还每天去看什么。老骆不理会。他知道，茶馆虽然门关了，但茶还在。老周烧的那壶茶，泡了几十年的味道，已经泡进了桌子里，泡进了凳子里，泡进了墙上那些被茶烟熏黄的竹篾里。他只要站在门口，就能闻到那股熟悉的茶香，苦涩里带着回甘，像他这一辈子，苦了多半辈子，只剩下一点点甜，那一丝丝甜，就够他咂摸一整天了。

今年春天，老周的茶馆终于重新开门了。老周的老伴好得差不多了，能自己下地走路了，老周就抽出身来，把茶馆收拾了一遍，重新开了张。开门那天，老周五点钟就烧好了水，泡好了茶，在第三张桌子上摆好了一壶茶、一只碗、一碟花生米。然后他坐在柜台后面等着。

五点半，老骆来了。他推开门，愣了一愣，然后慢慢地走到第三张桌子前，坐下来。他端起那碗茶，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，眯着眼睛，像是在辨认什么，又像是在确认什么。然后他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像冬天里从云缝里漏下来的一线阳光，不怎么暖，但亮堂堂的。

他呷了一口茶，含在嘴里，停顿了片刻，慢慢地咽下去。然后他抬起头，看了老周一眼。老周也看着他。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，但好像什么都说了。

窗外，那棵歪脖子槐树又开花了。香气从窗口挤进来，和茶香搅在一起，分不清哪个是哪个。老骆放下碗，往窗外看了一眼。他的眼睛还是落在窗外，但他的心思这一次没有飘远，就停在茶馆里，停在茶碗里，停在那碟花生米上。

有些东西不会消失。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在茶味里，在长条凳的磨损里，在桌面上那一片被手肘磨出的凹陷里。老骆和老周，一个喝茶，一个泡茶，在这间快要被城市吞没的老茶馆里，守着一种快要被时代吞没的生活方式。不是不肯变，是不舍得。不舍得那些慢慢泡出来的日子，不舍得那碗涩中带甜的粗茶，不舍得在沉默里流淌的、不需要用语言去确认的情谊。

老街越来越短了，但茶馆还在。茶馆越来越旧了，但茶还在。茶越来越凉了，但喝它的人还在。

这就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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