忽然觉得，那个长椅上好像还坐着一个人，低着头，在写信。阳光穿过他的手指，落在信纸上，把字迹照得透亮。

邮局在老街的拐角上，绿漆铁门，门头上有个生了锈的信封标志，标志下面三个字——青石街邮政所。从前这里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之一，寄信的、取包裹的、汇款的，排队能排到门外的人行道上去。现在冷清了，一天进来的人还没邮局养的猫多。只有一个老人，每天都来，坐在靠窗的那张长椅上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沓信纸，拧开钢笔帽，一笔一划地写信。

老人姓周，叫周念北。七十多岁，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上衣口袋里永远别着那支老式钢笔，笔杆是深蓝色的，笔尖磨得有些歪了，但他舍不得换。他写的信从来不寄，写完了叠好，装进信封，封上口，贴好邮票，收进书包里，带回家。第二天再写新的，重复同样的步骤。邮局的人问他为什么不寄，他笑笑，不回答。

我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遇见他的。那天我去邮局寄一个快递，看见他坐在长椅上，低着头，写得很慢，一笔一划像是刻字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的信纸上，把纸照得透亮，能看见纸背面的字迹，反着，像另一个世界的文字。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无意中一瞥，看见信纸上的抬头写着“吾妻”两个字。我放慢脚步，又多看了一眼，信的开头是：“今天下雪了，不大，落地就化了。你走的时候也说雪会化，化完了春天就来。可是你走了以后，春天来过很多次了。”

我站在那里，像被什么钉住了。他说得很平，没有声嘶力竭，没有捶胸顿足，就那么淡淡的，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。但就是那种淡，让人心里发紧。我装作在翻包里的东西，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他又写了几行字，大意是家里的枇杷树今年结了很多果子，酸得很，没有人吃，都落了。又说邻居家的小孙子会走路了，上次见他还只会爬。然后他搁下笔，把信纸拿起来，吹了吹，小心地折好，塞进信封。他从书包里摸出一本邮票，撕下一张，舔了舔背面，贴上去，然后把信封收进书包里，站起来，拄着拐杖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邮局的猫蹲在门口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舔爪子。

后来我向邮局的人打听，才知道他的故事。他老伴走了十二年，骨灰撒在了老家的河里。她说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死了以后想顺着河到处走走。他没有拦她。但他从此开始写信，每天一封，写完了不寄，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。邮局的人说，他的书包里有几千封信，每一封都贴好了邮票，盖了邮戳——他每次来都会请邮局的人帮忙盖个当天的邮戳，邮局的人也都乐意帮他，算是成全他。邮戳盖在邮票上，日期清清楚楚的，十二年了，一天不缺。

邮局的人还说，他以前身体好的时候，每天骑自行车来，后来骑不动了，改走路，走得慢，要半个小时。但不管刮风下雨，他都来。有一年夏天刮台风，全镇都停电了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他打着伞，还是来了。伞被风刮翻了，浑身湿透，信纸却用塑料袋包了好几层，干干的。他进来的时候，水顺着裤腿往下淌，在地上汇成一小滩，像一面碎了的镜子。

我忽然想起我爷爷。我奶奶走后的第一年，爷爷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写日记，写了几大本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把那些本子全烧了，烧了一晚上。火光映在他脸上，红红的，像黄昏的晚霞。他烧完了，把灰扫干净，上床睡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再也没有提起过我奶奶。我那时候不懂，现在懂了。有些人把思念写在纸上，有些人把思念烧成灰，有些人把思念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盖好邮戳，然后锁进书包里。方式不一样，但都是一样的放不下。

去年秋天，我又去了那家邮局。邮局更冷清了，门口的绿色铁门漆掉了一大块，露出底下灰白的铁皮。那只猫老了很多，毛掉了好几块，趴在台阶上，睡得很沉。周念北不在。我问邮局的人，他走了，三个月前走的。走得很安静，晚上睡下去，第二天早上就没有醒来。他儿子从外地赶回来，收拾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那几千封信，装了好几个大纸箱。他儿子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问了邮局的人，邮局的人说，要不就烧了吧，他写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让自己收到了。

他儿子没有烧。他把那些信带走了，说是要留着，以后给自己的孩子看，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，曾经有人用最笨的方式，爱了一个人一辈子。那些信不寄，不是因为不想寄，是因为收信的人无处不在。在河里，在枇杷树下，在雪地里，在每一样他说过的话里，在每一个她离开后的日子里。不需要地址，风会送到。

我坐在周念北常坐的那张长椅上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我的腿上，暖洋洋的。我看到椅背上刻着一行小字，很浅，要凑近了才看清——“念北，我等你。”
不知道是谁刻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的。但我知道，等的那个人，和等的那个地方，都在字里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想拍下来，想了想，又收起来了。有些东西不是拍下来就留得住的。它们只能留在心里，像周念北的信，一封一封地叠起来，越叠越厚，叠成一座山，山里有他，有她，有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旧时代。

台阶上的猫醒了，伸了个懒腰，慢慢站起来，走到阳光下，又趴下了。邮局的门半开着，风吹进来，墙角柜台上的报纸被吹得哗哗响。我站起来，走到柜台前，跟邮局的人要了一张邮票。两块钱，贴在空信封上。邮局的人问我要寄给谁，我说不寄，帮我盖个戳就行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拿起邮戳，在邮票上盖了一下，咔嗒一声，很轻，很清晰。

我把信封收进口袋里，走出邮局。门外阳光很好，照得整条老街明晃晃的。我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绿漆铁门，门头上的信封标志，台阶上的老猫，窗户里面那张空荡荡的长椅，都在阳光里，安安静静的。
忽然觉得，那个长椅上好像还坐着一个人，低着头，在写信。阳光穿过他的手指，落在信纸上，把字迹照得透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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