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声音调得很小，放在枕头边。闭上眼睛。 爷爷在阳台上的那阵风，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。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门缝，像一只赶不走的蝴蝶。

爷爷的收音机，比他所有的家具都老。

黑色的，手掌大小，天线拉出来能伸长一截。调频的旋钮转起来沙沙响，像秋天的树叶。他用这台收音机听了一辈子的新闻、评书和戏曲。他走到哪儿，收音机就跟到哪儿，声音不大，却从不关掉。

小时候我觉得它烦。午睡的时候，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门缝钻进来，像一只赶不走的苍蝇。我用枕头捂住耳朵，踢床板，发出很大的声响。爷爷听见了，把那台收音机调得更小声，但不关。他用最小的音量，守着我和它之间那条细细的线。

那时候我不懂，一台破旧的收音机有什么好听的。

后来我离开家，去很远的地方读书。城市的夜晚很安静，安静得让人睡不着。我打开手机，音乐、播客、电台，什么都有。可我翻来翻去，找不到一个能让我安心的声音。它们都太清晰了，清晰得像假的一样。

我想起爷爷那台收音机。想起它沙沙的电流声，想起旋钮转动时刺啦的杂音，想起评书先生讲到一半“啪”地一拍惊堂木。那些声音粗糙、模糊，却让人觉得踏实。好像不管走多远，只要拧开那个旋钮，就能听见家的方向。

有一年回家，爷爷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收音机放在他膝盖上，开着，声音很小。他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听睡着了，还是在想事情。我坐在他旁边，把收音机拿起来看了看。天线断了一截，用胶布缠着。调频的刻度早已磨没了，旋钮松松垮垮。可它还响着，像一个倔强的老人，咬紧牙关，替爷爷守着这个世界最后一点热闹。

我问爷爷，为什么不换个新的。他睁开眼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收音机，说，这个听得惯。

惯。是一个很重的字。它里面装着他听过的所有黄昏和清晨，装着他推着自行车出门时的那阵风，装着他坐在门槛上等儿女回家的那些傍晚。收音机换了，那些声音就没有地方住了。

后来爷爷病了，住进医院。收音机跟着他去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收音机放在枕头边，还是那个音量，不大不小。护士问他要不要关掉，会影响休息。他摇摇头，说，不关，习惯了。

我去医院看他。他瘦了很多，手背上扎着针，收音机里的评书正讲到紧要处。他闭着眼睛，嘴唇在动，不知道是在跟着念，还是在说什么别的话。我坐在床边，陪他听了一会儿。评书先生说到“预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然后是一段广告，然后是一首老歌。

那首歌我没听过，爷爷也没睁开眼。

他走的那天，收音机还开着。我把它关了，装进布袋，带回了家。回到自己住的城市，把它放在书桌上。我一直没有打开它，怕打开之后听见的不是声音，是空。

直到有一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窗外的车声一阵一阵，安静不下来。我起来，走到书桌前，把那台收音机拿起来。天线断了一截，旋钮松垮。我拧开它，调频旋钮转了好几下才找到台。

沙沙的电流声先涌出来，然后是一个人在唱歌，然后是主持人说话，然后是熟悉的、粗糙的、温暖的声音。

我把声音调得很小，放在枕头边。闭上眼睛。

爷爷在阳台上的那阵风，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。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门缝，像一只赶不走的蝴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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