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那张女人站在梧桐树下的照片单独拿了出来,放在相册第一页。那个她也许没有成为我母亲,但她在父亲的生命里留下过一个重要的位置。那张照片就是证明。
父亲去世后,我在他床底下发现了一本黑白相册,硬皮封面,上面写着“1980—1990”。翻开第一页,是一个戴草帽的年轻人站在稻田里,手里举着一束稻穗,笑得露出牙齿。那个年轻人是父亲,二十出头的样子,瘦而黑,但眼睛很亮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父亲,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沉默的中年人了,脸上很少有那样的笑容。我翻了一页又一页,看到他在不同的地方拍照:在工厂门口、在黄河边、在长城上、在天安门前。每一张照片里的他都笑着,像在跟镜头后面的人说:“你看,我在这里。”
相册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封信,信封已经磨损了,打开来里面是一张信纸和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,穿着碎花的裙子,站在一棵梧桐树下,笑容温婉。信很短:“我到了新疆,一切都好。这里的天很蓝,地很大。我想你了。等我回来。”落款是父亲的名字,时间是1984年。我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,这才知道父亲年轻时去过新疆,知道他曾给一个年轻女人写过信,知道他曾那么热烈地喜欢过一个人。那个人是谁?后来为什么没有在一起?我无从知晓。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段往事,它只存在于这封信里,存在于一本藏在床底下的相册里。
我把相册带回了自己家,放在书架上,跟父亲其他的遗物放在一起。有时候晚上我会抽出来翻一下,看那些黑白照片里年轻的父亲。他穿着不合身的西装,站在某个城市的地标前,笑得毫无保留。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,没有孩子,没有后来的那些沉默和疲惫。他只是一个刚从田里走出来的年轻人,挎着一台借来的相机,去看了世界。照片把那个瞬间留住了,尽管后来他再也没有那样的笑容。我把那张女人站在梧桐树下的照片单独拿了出来,放在相册第一页。那个她也许没有成为我母亲,但她在父亲的生命里留下过一个重要的位置。那张照片就是证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