宿命如锁困忠良，诀别饮罢赴寒霜。唢呐声断风雨夜，独留悲悯话苍凉。

之前我听村里的前辈也讲过发生在我们村子里的类似情况：村里有户人家，家里兄弟多，当时在当地也算是个大户。他们家族里有好几个都和军队有关，其中有两个从黄埔军校毕业，按辈分算是我爷爷一辈。他们参加过抗日战争，也打过解放战争，后来部队投诚了 ——具体情况没人说清。新时代来临时，他的几个堂兄弟和另一个同样是黄埔毕业的弟弟都跑了，有人劝他也走，可他觉得自己当兵是为卫国而战，是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的，一条腿都瘸了；况且部队都已经投诚了，他手里还有当时军队开的证明和路条，加上孩子还小，便坚持回了老家。他和他大哥住在一起，当工作队来分所谓的 “浮财”，还把他们赶到另一处 “房子” 里 —— 说是房子，其实就是牲口棚而已，连门都是用高粱杆编的。粮食也被充公了，分给他的只有些粗粮，衣服和被子也没了。他想不通，忍不住说：“老子打过日本，就是为了保家卫国，你们这样是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们活！” 就这一句话，被定了现行反革命。不久后，在附近的街市上被五马分尸，还不允许家人收尸。他的家属也被强制指定嫁给一个地痞破落户，她抗争过，却毫无用处 —— 那些人拿他孩子作筹码，逼她就范。她作为一个妻子、一个女人、一个母亲，在那样的处境下能做什麽？只能忍辱负重了。后来她过得很苦，孩子也没长大，听说因生病夭折了。我小时候见过这位老人，她後来没再生孩子，听说总无故流产 —— 或许是命，或许是无声的抗争吧。至於我那位前辈的尸体怎么样了，终究没人知道下落。上世纪80年代，两岸关系缓和后，他在台湾的弟弟回来探亲，一直四处寻找他和家人的坟墓。那是个夏天，他弟弟在满是高粱、玉米的地里一遍遍找，怎麽可能找得到？天很热，村里和他同龄的人都劝他，却没人敢明说。因为当时的政策，听说地方政府专门开了会，连他当年的嫂子都受了嘱咐。后来听说找到了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那不过是座假坟，连衣冠冢都算不上。而接待他弟弟的人说得有理有据，我们也只能往好里想 ——终究是想安抚、安慰他，让他能安心些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无话可说了。

外公目睹远房亲戚谢老树的遭遇，再加上周遭流传的各种风言风语，心里如同压着千斤重的石头，既矛盾又煎熬。他不是软弱的人，看守所的日子早已教会他许多从前不懂的生存法则 ——活着，熬下去，就有盼头。可对孩子和妻子的牵挂与担心，像根绳子紧紧勒着他的心，让他拿不定主意。“先忍忍看吧”，他这样劝自己，可没过多久，又有谣言传开：说把他算作 “坏蛋” 都算抬举了，该按 “反动官员” 来处理。 那一刻，外公真的怕了。他不怕自己遭罪，哪怕是枪毙也认了，可他怕啊 —— 怕这事牵连到家人。孩子还那么小，妻子还那么年轻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……，他不敢往下想。他必须在风暴降临前彻底消失，永远地消失，才能让妻儿躲过这场劫难。他没法想象，那样残酷血腥的场面会给年幼的孩子、年轻的妻子带来多大的打击。与其让他们承受这些，不如自己悄无声息地走，至少能保留最后一点体面。纵然万般不舍，可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，也是唯一的无奈之举。既然这样决定，外公就开始不动声色地做这方面的准备了。他把家里的事一一料理妥当，甚至连自己的坟墓、棺材都安排好了。他还特意找到了舅舅的父亲。那时舅舅的父亲已被开除杂工，可正因家里穷、人丁少、没势力，那些家族争斗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反倒让他们因祸得福。毕竟在那时的观念里，穷不算什么，反倒是“越穷越光荣”“越光荣越革命”。他们一家住在街外两间破屋里，日子过得倒也相对清净，毕竟不用总提心吊胆地挨批斗了。那天，舅舅的母亲出门去了，舅舅小还不懂事，没人知道外公和舅舅的父亲具体说了些什么，只知道他们喝了点酒。外公递给舅舅的父亲一张纸，让他务必按上面的嘱咐做。后来外公要走时，舅舅的父亲送他出门，问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，外公轻轻摇了摇头，无意间叹道：“大笛（当地对唢呐的称呼）是再也听不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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