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在镇上饱受冷眼，携女乞讨漂泊。不得已将母亲托付大外公，暂得数年温饱。然大外公猝然离世，灾荒年间家道崩析。大外婆改嫁后，母亲再度沦为孤雏，终被外婆接回重组之家，继续在时代尘埃中辗转求生。

大约又过了一年，纵然有大外公在暗地里悄悄帮衬，外婆终究还是在镇上待不下去了。不光是那些喊着 “革命” 的街坊邻居对她指指点点，还有她自己的娘家兄弟及亲戚也都对她及她的孩子另眼相看了，他们或许只是随口说些自以为无关紧要的话，可对早已被多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外婆来说，那是如何的难受与残酷呀。每一个字都像冰锥子，扎得人心里又冷又疼，想想那时的光景，一个年轻的寡妇，被周遭异样的目光裹着，能有什么法子呢？饥饿是磨人的煎熬，可更熬人的是无处不在的冷漠与嘲讽—— 有人背后说她命硬，连自家的男人克死了。这些话像附骨的疽，她躲不开，也辩不了。有好几回，她独自一人摸到外公的坟前，蹲在那抔黄土旁哭到嗓子发哑，可眼泪淌完了，日子还得咬着牙往下扛。实在没路可走了，外婆只能带着年幼的母亲往乡下讨饭。你试着想想，一个年轻寡妇牵着个小不点儿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是如何的艰难呀。谁能替她们挡一挡风寒？谁能在她们饿肚子时递过一口热粥？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日子却半点没见好。后来母亲生了病，再也经不起颠沛。外婆实在没法子了，只好去找母亲的大伯 —— 也就是大外公商量，求他暂且照管女儿，自己一个人再去外面寻活路。后来听母亲那边的老人讲，母亲刚到大外公家时，瘦得像根豆芽菜，头发枯黄打结，补丁摞着补丁的衣裳遮不住胳膊上的冻疮，看人的眼神怯生生的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

母亲在大外公家的那几年，大抵是母亲童年里最安稳、最幸福的日子了。大外公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跟母亲年岁相仿，两个小姑娘凑在一块儿，倒也有个伴儿，能叽叽喳喳说些孩子气的话。那时母亲已知道外婆在乡下重新成了家，只是继父是做什么的，她并不清楚。外婆回来过几趟，本想接母亲过去，可瞧见女儿在大外公家吃得饱、穿得暖，笑得也比从前多了，便把话又咽了回去。每次来，她总会捎些乡下的新摘的枣子、晒干的红薯干，摸着母亲的头反复叮嘱：“要听大伯大伯母的话，长大了可得好好孝敬他们。” 也许是一语成谶，也许是天不怜见，也像命运像是故意苛责，他们见不得母亲有片刻安稳，或许是那年月本就容不下一点暖意。 总之，后面的事情愈加困苦，在母亲六七岁那年，大外公突然撒手人寰。这对母亲、对大外公一家，都是塌天的灭顶之难呀—— 特别是对于母亲来讲，外公早已不明不白地没了，外婆也在乡下重组了家庭，如今连唯一能依靠的伯父也走了，这个家，瞬间就散了骨架。偏偏那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饿殍遍地，人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。大外婆也成了寡妇，带着两个还没长大的女孩，日子过的是何等艰难，是我们现在捧着热饭热菜想象不出的。我们千万不能用现在的目光来衡量过去，因为你永远想象不到那时的艰难，正如我讲我家二千年底才用上电一样，你们认为不可思议，而这些所谓的不可思议就是当时的现实。后来母亲跟我讲起，她前几年再见到大外婆时，两人一提起那段日子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淌。对他们来讲，天是真的塌了，母亲和堂姐再也没法念书，只能跟着别家孩子一起干活挣口饭吃。镇上不比乡下，她们家没多少土地，想做点小生意，又没个男人撑门面，光靠大外婆一个人挣的那点钱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就这么断断续续苦熬了两年，大外婆实在撑不住了，只好带着自己的女儿改嫁了。母亲，又成了没人要的孩子。外婆没办法，只能把她接回了自己现在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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