饥荒年代，外婆携母改嫁，家境愈艰。继父沉默寡言，母亲坚韧求学，于煤油灯下追寻微光。虽困于贫瘠黄土，她却以书本为舟，在命运长河里倔强前行。

那时外婆和后来的丈夫已经有了孩子，如今再添上母亲，这个本就拮据的家更显局促。那个年代，饥饿是是社会的共性，如同悬在所有人头顶的那把剑，乡下的贫穷到了可怕的地步，甚至是浸到骨头里—— 锅里常年飘着野菜味，红薯面掺着糠麸的窝头都得数着分，遇上灾年，连榆树皮都被刮得干干净净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下会出现食人的现象。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，更不会假象继外公和外婆当时的心里。但现实情况摆在那个地方，继外公能否容下呢，是未知数呀。但能不管不问吗，她做不到，毕竟母亲也是她的孩子呀，就这样，经过多次的考虑，母亲也就和外婆回到了乡下的那个村庄。

继外公是什么的人呢，我不是很清楚，后来我懂事了，跟着母亲去外婆家走亲戚，见他总是披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要么在地里侍弄庄稼，要么蹲在门槛上编筐，手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。他待人算和善，只是说话很厉害，直来直去不绕弯，也不会考虑其他人的感受，常常一句话噎得人半天接不上。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评价继外公的，母亲也从没细说过对他的看法。如果让我说，也可能是当时的环境所致的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母亲也释然了，当继外公晚年生病后，母亲也在尽孝，端汤喂药从没含糊过，夜里守在床边陪夜，尽她所能吧。或许日子久了，那些难捱的过往，早被岁月磨成了说不清的牵绊。

母亲很聪明，从小就透着股机灵劲儿，学什么都快。在乡下的新家，她不仅学会了做家务，还能把二姨背在背上干一些能干的活，里里外外的活计很快就拿得起放得下。八岁那年，她总算能在本地的学校插班去读书，学校在三里外的邻村，土坯墙围着几间茅草屋。校长跟外婆一个姓，是个戴老花镜的瘦老头，总爱摸着母亲的头跟人说：“这女娃眼里有光，不读书可惜了。”他不光减免了母亲的学费，还常在田埂上碰见外婆和继外公时念叨：“我敢打包票，这娃将来能考上师范，端上铁饭碗。” 一切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可乡下的穷是张密不透风的网，刚喘口气就又被勒紧。我现在想象不到母亲小时候有多穷，我总想起自家以前的光景 —— 我大学毕业前，家里还吃不饱饭，常年欠着债，一年收的粮食，交完公粮、统购粮，剩下的够吃八个月就谢天谢地。每年春天是我家最为无奈的，粮缸见了底，更没有钱买零食，父亲就背着空布袋去亲戚家借粮，母亲坐在灶门前发呆，火钳把灶膛里的灰扒得乱七八糟。那样的日子，难过得让人不敢回头想。后来尽管父亲学会了做生意，情况有所改善，但也是艰苦了好多年，直到弟弟大学毕业，我家才家里才算真正松了口气，母亲才不会每年春天发愁。真正彻底的翻身，也是又过了好几年。

继外公一直不想让母亲继续读书了，一方面是老观念，在他眼里，女娃子读再多书，到头来还不是要嫁人生娃？何况母亲不是他亲生的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 的传统老话也在制约着继外公思想，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，加上当时家里确实缺人手，，他还想让母亲在家多帮手，他总说：“在家多带带弟妹，烧火做饭也是正经事。”但母亲总是倔强的坚持。她知道如果她不能坚持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了，书要是读不下去，这辈子就只能困在这黄土地里，重复着祖辈的苦。她坚持着，无论多累、多辛苦，白天干活，夜里就着煤油灯看书，字认不全就跑去问校长，甚至有时带着弟弟妹妹去学校，就让他们在教室外的草堆上玩，自己坐在课堂里听得眼睛发亮。后来我听堂舅妈——她是母亲当年的同学说起 ——那时母亲的课本被翻得卷了边，笔记本上的字写得比老师还工整，每次考试都是头名。“那么爱读书的娃，最后没读成，谁提起来不叹气啊。” 堂舅妈说这话时，手里的针线停了停，眼里潮潮的。 总是止不住的叹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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