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公一生温良恭俭，如端砚般温润无棱，却遭时代洪流碾碎。他以死守护家人，将善良刻进血脉。那些施暴者，早将“人”字丢弃在泥泞之中。

他的日子，全是 “抄抄录录、算算写写” 的细碎。听老人们说，他的案头永远摆着三样物件：一本账册，页角被反复摩挲得发毛，镇纸压在最常翻的那页，连位置都没挪过；一把红木算盘，算珠缝里嵌着经年的墨灰，却亮得能照见人影，是他每天开工前必用布巾擦三遍的宝贝；还有一小碟清水，瓷碟沿积着淡淡的水痕 ——他写累了就蘸着水擦指尖的墨，擦的时候总先对着碟沿轻轻顿一下，怕溅起的水珠打湿了账上的数字。待人接物更是软的，见了谁都是微微颔首，嘴角牵出一点浅笑，说话声轻得像怕惊着纸页上刚写好的字，哪怕有人跟他争账目的细枝末节，他也只是把算盘往对方跟前推推，柔声说 “咱再算一遍，别急”。

后听长辈们聊起他，总有人叹：“你外公啊，真是个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好人。”走在田埂上见了搬家的蚂蚁，他都要往旁边挪挪脚，说 “别挡了人家的路”；邻里谁家揭不开锅，他从口袋里掏零钱时，总先把长衫袖口的补丁往里面掖掖—— 不是怕人看见穷，是怕对方觉得受了施舍的窘迫。他自己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袖口磨破了，就让外婆用同色的布块补，补得次数多了，那一块补丁反倒成了他衣裳上最显眼的 “记号”。那时候镇上的人都信他，说 “政府的顾先生，把家底托付给他管，比锁进箱子还放心”。

可就是这样一个连墨汁都怕溅着人的老实人，偏没躲过那年月的风刀霜剑。那些人穿着褪色的工装，袖口卷到胳膊肘，露出粗糙的小臂；手里攥着红本本，封皮被捏得皱巴巴，说话像往地上砸生石头，每句都带着碴儿。他们把外公拖到祠堂前的空地上，碎瓦片铺了一地，喝令他跪下，头要抵着青石板。我后来听外婆说，外公跪下去的时候，膝盖 “咚” 地一声，她在人群里都听见了 —— 血很快顺着裤管往下渗，把石板洇出点点暗红，长衫的前襟沾满了泥。

善良的人啊，你哪懂 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？他们要的从不是账册上的真相，是一个能让他们 “立功” 的名字，一个能当 “投名状” 的典型。是非功过早被岁月磨成了河滩上的卵石，圆滚滚的，再分不清哪面是对、哪面是错。可我总记着母亲坐在煤油灯底下，谈起外公时说的话：“他哪是怕自己受委屈？他是怕他们顺着他，是怕我们受牵连啊。”为了保护家人，他宁愿用死来结束这场闹剧 —— 那哪里是 “认罪”？是一个父亲、一个丈夫能做的最后抗争：用自己的命，把家人护在身后，能做的最后抗争。

到如今我都想不明白：那些人为了私欲，把刀架在无辜者的家人脖子上，逼着人认下 “莫须有” 的罪名时，夜里会不会做噩梦？会不会在半梦半醒间，听见祠堂前碎瓦片下渗出的血声？会不会看见那个连蚂蚁都不忍踩、护着全家跪下去的人，就站在跟前？以亲人作要挟，行卑劣之事，这样的人，早把 “人” 字的一撇一捺，丢在了泥地里，再也捡不回来了，这般心性，早已跳出了人的范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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