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中旬的工地会议室里,空调嗡嗡地吐着冷气,项目经理用荧光笔正在对着进度表进行分析。我的手机突然在裤袋里震动起来,屏幕上跳出 “妻子” 两个字时,指尖竟莫名发紧。接起电话的瞬间,她的声音像被水泡过的棉絮,又沉又湿,带着抑制不住的急促:“你…… 能不能尽快回来?” 没有多余的铺垫,可那几个字像重锤砸在胸口。我盯着会议室墙上 “百日攻坚” 的红色横幅,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:“好,我马上走。”
一年零三个月,从最初确诊时的天塌地陷,到后来一次次治疗后的强颜欢笑,再到最近岳父总说 “累了,想睡”,我们都知道这场仗快打完了,只是真到了这一刻,喉咙里还是像堵着团烧红的棉线,又烫又涩。 我把笔记本上的待办事项草草圈了几个重点,塞给旁边的同事:“工地安全的事情会王工盯一下,其他事情如果不着急就等我回来……” 话没说完,声音已经飘了。
同事没多问,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:“我送你去车站,最近的卧铺票我帮你刷着。” 暮色漫进车窗时,车子刚拐出工地大门。同事把一个保温杯塞给我:“泡了点茶,路上喝吧。” 到了车站,他帮我把行李包提下来,手指在我胳膊上搭了一下,力道比平时重些:“到了给我发个信,家里有啥要搭手的,别硬扛。” 他没说 “节哀”,也没说 “保重”,可那双布满不安的眼睛里,什么都藏不住。我很清楚,但又不敢相信,我说不出的困惑及难过,可能是同事看我的脸色不对吧,所以一再的叮嘱,让我想开点,我知道可能是我过于急躁吧,也可能是我脸上流露的不安吧。我点点头,想说 “谢了”,嘴一张却只是发出来一声叹息,转身时才发现,帆布包侧兜被他塞了袋没拆封的纸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