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说"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",这话在五叔身上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多年前为了所谓的讨人喜欢,他竟处心积虑支走了养他多年的大奶 —— 我那苦命的大奶。趁着浓重的夜色,他打开了本就不属于他的那堆银元与首饰,还故意布下错误的线索。那些日子里,他装出一副可怜相,连他的大姐、三姐,甚至全村人,都信了他有意无意的暗示。
可结果呢?大伯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回来,不知道是有意的躲避吗,但他的养母——我的可怜到最后的大奶,还是稀里糊涂的讲不会原谅,尽管当时她没有明说,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指向了谁,大伯、大妈为了这件事一直在村子里受到不明人的讨厌,甚至因为这件事差点把孩子的婚姻给搅黄了。这也是这件事水落石出后,大妈在村口大哭的原因吧。
当年大奶的葬礼,大伯最终还是去了,是父亲劝的 —— 他毕竟是家族这一辈的老大,长辈过世,老大不出面,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在这一点上,大伯和父亲很像,都继承了爷爷骨子里的倔强与善良。
我正沉思着,手机突然响了,是父亲。他问我在哪儿,午饭想吃点什么。我说马上回去,到家再商量。
转身爬上堤岸,再站到老宅的土地上,再也寻不到半分曾经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
几十年了,五叔基本没有回过。他如今也老了,会在哪儿呢?还在外面漂泊,还是如外人传言的那般境遇?我走过大伯曾住过的地方,只剩残垣断壁 —— 那也是父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家啊。想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,却不知该从哪个角度取景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一片掩不住的苍凉与破败。"算了。"我心里嘀咕,"下次回来再说吧。"可下次又是什么时候?三年,五年?不,应该会很快。父母年纪大了,我总得常回来看看。边想边走,没多久就到了家。
父亲正坐在院子屋檐下的凳子上。四叔已经走了。我本想带父亲出去吃,可自己不会开车,再让父亲骑车带我也不合适,便说在家简单吃点,我陪他喝两杯。父亲应了。
我们忙着张罗午饭,他拿出母亲留给他的肉,随便搭配了些菜,凑了四个简单的小炒。在堂屋的茶几上,父子俩边吃边聊,说的都是家常:我小时候的淘气事,儿子今年的高考,大哥家姑娘去英国留学的近况,三哥家瑞儿考编的情况……聊着聊着,心里满是暖意。
我陪父亲喝了几杯,不敢多劝,更怕他喝过量。父亲身子还算硬朗,饭量却比从前减了些。他不算胖,依旧清瘦,精神头却足。头发白了大半,已近灰白,发质很硬,一根根直竖着 —— 这点倒和我很像,只是我的头发不知怎的白得更早。每次见了,父亲总念叨我不懂得爱惜身体,我也说不清缘由,只能笑着应承。爷俩就这么边吃、边喝、边聊,时光慢悠悠的,很是惬意。
我们也聊起了家族的往事,说起祖辈的三大人、四大人,说起远祖的墓地。是的,父亲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,是这个村庄变迁的见证者,更是其中厚重的一笔。他经历过战争的残酷,挨过饥饿的折磨,受过文革的批斗;有过想学却不能学、想读却无书读的年月;也有过农民自带干粮挖河的艰辛,青年时更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。他经历得太多、太多了。
他就是历史,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历史。他和他的亲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、生活,这里有他的汗水、泪水,藏着他的歌声及呜咽声,父亲,这个瘦小的老人在他的身上我们读懂什么,是坚强、是无畏、是韧性,是不达目的而绝不回首的倔强。正是这份力量,支撑着他和母亲一起熬过那么多艰难岁月,挺过那么多困苦煎熬。
如今不少人说他"功成名就",该躺在床上享清福了,可他们哪里知道父亲年轻时吃过的苦?只有母亲最清楚 —— 他们一路相伴,无论多苦多难,都不离不弃,凭着相互信任、彼此牵挂,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
我想起二哥写的散文《父亲》,也记得记者们采写的通讯《一个卖豆芽的爹和五个大学生的儿》。这些既是他的骄傲,也是他一生辛劳的最好回报。
说起历史,父亲总是兴致勃勃。一来他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,二来作为读书人,本就偏爱历史,尤其关乎自家家族的往事,更是如数家珍。听着听着,家族里那位传奇人物王环臣的形象,渐渐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完整。随着父亲的讲述,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,将他的生平一点点铺陈在眼前。
王环臣,原名王之弼,字环臣,与我大爷同名。两人年纪相仿,他或许比大爷稍长几岁,生于光绪末年,具体年份说法不一。关于他的传闻很多,最具代表性的有两桩:一是义救丐帮的二杆子,后来在河南淮滨、马集一带影响深远,还顺带解决了我们村供养的戏班被扣留、无法返乡的难题;二是调解当地土豪马鞠公与革命青年张兰芝的纠纷。这些事我先前也听人说过,都当故事听了,可今日爷俩喝过酒,父亲靠在床头,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听他娓娓道来,才觉得这不是故事,是一代代口传下来的真历史。
王环臣祖上本是村里的大户,他自幼饱读诗书,性子却颇为激进。晚清时节,就曾参与过反清的抗议活动。民国初立后,他担任了阜阳县西南五区的国会参议代表,大抵相当于如今的人大代表。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临泉县成立,因他本就是当地乡贤,顺理成章转任临泉县参议员。他为人亲民,又深谙维护家族利益之道。在他的主持下,王新村成了当时临泉南部有名的村寨。那会儿土匪横行,他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官方的身份,争取到加固村寨的支持,建成了"二进二出"的防御格局;不少土匪打过村子的主意,都被一一击溃。但王环臣始终坚持"穷寇勿追",遇上那些实在走投无路的人,无论远近,哪怕曾与他有过节,只要上门求助,他都会尽力帮衬。
有一次,他在艾亭镇上看到一群人围着殴打一个汉子,还要割掉那人的鼻子。他动了恻隐之心,上前拦住,让人问缘由,得知是这人偷了东西。那时的社会对盗窃深恶痛绝,地方官府基本不管,颇有些"皇权不下县"的意味。王环臣打量了一下被打的人,转身对众人说:"反正他偷的东西你们已经拿回去了,打也打了,气也出了,不如放他一马吧。"有人不乐意,可当认出是王环臣后,终究还是把人放了。老先生让下人带那汉子到沟边洗干净脸,问起缘由。那人起初不肯说,只一个劲道谢。老先生看了看他,又让下人拿出几块银元,勉励他好好过日子,让他走。那汉子没说话,突然"咚"地跪下,说家里实在有难处,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。老先生赶紧扶起他,说:"男儿膝下有黄金,不可折了志气。"随后便策马带人离开了。这事本就这么过去了,谁也没料到后面还有曲折。
秋后,我们村供养的戏班去河南淮滨县马集街唱戏,不知怎的,迟迟回不来。眼看村里要办秋后祭祖大典,急需戏班,便派人去寻。几天后,派去的人回来禀报:那边不仅不给戏班结钱,还把人扣下了,具体原因没说,估计是想黑吃黑,或是借机敲竹杠。
村里人听了都很气愤,说要召集人手过去讨说法。老先生却觉得该先打听清楚再说:"淮滨离咱们虽近,终究是外省,不明就里贸然过去,怕是要吃亏。"过了几日,他便带了两个下人,换上便装骑马过去,打算先摸清情况再做打算。
到了马集街,见戏班还在被迫唱戏,他找到班主问明缘由。原来,邀戏班来的是当地一个地痞,想白看戏不说,还仗着"强龙不压地头蛇",想趁机宰一笔。老先生听后,让班主照常唱戏,先稳住局面:"我来想办法,就算要不回钱,也一定把你们安全带回去,亏空的钱我来补。"又叮嘱了些别的,让他们做好准备。
他本想找在开封任职的同学帮忙,又觉得没必要把事情闹大,打算先试试别的办法,实在不行再说。正准备在镇上找家旅馆住下,第二天去和对方交涉,能和平解决最好,如果真的协商不成,再考虑其他方法。
几人在街上走着,突然下人指着一个人惊呼起来 —— 正是上次在艾亭镇救下的那个汉子。那汉子也认出了他们,快步走上前行礼,问老先生来这儿有何贵干。不等老先生开口,下人已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。那汉子听完,当即说道:"老先生当初救我,不嫌弃我,还赠我银两,如今您到了我这儿,只管安心住下。方才小兄弟说的事,多则两日,少则一天,定给您一个交代。"说完便招呼人带老先生和下人去旅馆,还特意交代店家,所有费用他来结。
老先生心里有些纳闷:上次救人时,两人没多言语,他也没问对方的底细,此刻突然遇上,不免担心这人是不是地痞之流。但看店家与他交谈的样子,又不像穷凶极恶之辈,便想着"既来之则安之",先住下再说。
当晚,那汉子又过来,带了些酒菜给老先生接风,还把第二天的计划细细说了一遍。一夜无话,只待明日分晓。
第二天上午,老先生又去了戏台。此时还没开戏,远远望去,看戏的人不算多,可周边做小生意的已经支起摊子,张罗着招揽主顾。却见戏台旁不知何时搭起了一座凉棚,里面摆着桌椅,案上放着茶水,地面上还放着个极大的柳条簸箕 —— 这物件在乡下常见,专用来盛谷物或吃食,口大而浅。他问戏班班主,班主也摇头,说先前从未见过这阵仗。
随着开戏的锣鼓声响起,来看戏的人渐渐多了。这时节秋收刚过,已近初冬,乡下没什么要紧活计,乡亲们多趁这时候赶集赶会,凑个热闹。老先生正纳闷这凉棚的来历,昨天那个汉子已健步走来,对着他一躬到底,恭请入座,又让人在旁侍立。
人越聚越多,奇怪的是,不少人往那簸箕里扔东西 —— 铜钱、银元居多,偶尔还有些诸如布料之类的礼品。一场戏还没唱完,簸箕已快满了,连看戏的人都顾不上台上,纷纷扭头往凉棚这边瞧,投东西的人反倒越来越多。老先生脸上笑意未减,心里已猜得八九不离十。等上午的戏散了,他起身向周围乡亲拱手致谢,又让随行的人取来一包银元,轻轻放在簸箕里,转身便走。后面有人抬着沉甸甸的簸箕跟上,街边做小生意的哪见过这场景,都停了手里的活计,站在路边张望。老先生依旧笑而不语,只一路拱手致意。
下午的戏照常开演,老先生还和上午一样在凉棚里喝茶。戏还没唱完,就有人捧着帖子来请,他让人收下帖子,约了见面时间,至于谈了些什么,具体所谈情况谁都没有说。不过没两天,戏班就带着全额戏款回来了。后来有人问起这事,老先生只笑一笑。听随行的下人讲,才知上次救的那个汉子,原是洪河帮的二当家 —— 也就是乡下人称的"丐帮二杆子"。他当年在艾亭镇犯了事,亏得老先生救他,还赠了银两,半句没问他的底细,这份恩义让他记在心里。这次在马集,他便用这法子帮老先生解围,而簸箕里的银钱,老先生一分未取,反倒又添了些。这事传得很远,真假虽难考证,却足见环臣老先生的人格、人品之分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