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事儿，大概也就她自己记得了。

孙寡老不是寡老，是个卖报的。

三十多岁的时候死了男人，守着一个儿子过活。那时候她还没这个外号，大家都叫她孙家媳妇。后来儿子大了，飞了，去了南方，一年回来不了一趟。她一个人，守着个小报摊，从早守到晚。街坊邻居见她孤零零的，不知谁先叫起来的，孙寡老、孙寡老，叫着叫着就叫开了。她不恼，有人叫就应一声，没人叫就坐着。

报摊在街拐角，一个木头架子，上面铺块塑料布，压几块砖头。早些年卖晚报、卖晨报、卖参考消息，后来卖杂志、卖彩票，再后来，这些东西都卖不动了。人人有手机，谁还买报纸呢？可她还是守着。早上来，晚上走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除了过年歇三天，天天在。

我每次路过，都买她一瓶水。不是渴，是看她那儿实在冷清。

有一回我站那儿跟她闲聊，说，孙姨，现在谁还看报啊，您这摊子还有啥意思？

她笑了一下，说，也不是为卖东西，就是个营生。人总得有个地方待着，有个事儿做着。不然呢？回家对着四面墙？

我说，那您一天能挣多少？

她说，够吃饭呗。多了没有，少了饿不着。再说，好些老主顾，买了多少年了，我不在这儿，他们上哪儿买去？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往街那头望。我顺着看过去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几个老头慢慢走过来，拿着布袋，像是去菜市场的。

后来我留心了一下，还真是有几个固定的主顾。一个戴眼镜的老头，每天下午四点准时来，买一份晚报，往腋下一夹，慢吞吞走回去。一个胖老太太，每礼拜三来，买一份电视报，说要看看这礼拜有啥好节目。还有一个中年人，隔三差五来，不买报，买彩票，买完了就蹲在路边刮，刮完了，叹口气，走了。

这几个人，就像孙寡老的钟表。看见他们来了，就知道几点了几点了。他们不来，她就等着。

有一年夏天，下了半个月的雨。孙寡老搭了个塑料棚，缩在里头，还是天天来。我说，这天儿您还出摊？感冒了咋办？她说，不行，老李天天来买报，我不来，他白跑一趟。我说，老李不能去别处买？她说，他腿脚不好，走不远，我这摊子离他最近。

我听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去年冬天，那个戴眼镜的老头没了。孙寡老好几天闷闷的，话也少了。我问她，咋了？她说，老李走了。我说，哪个老李？她说，就是天天买晚报那个。我说，您跟他熟？她说，不熟，就知道他姓李，买了二十年的晚报。二十年，你算算，多少份了。

她顿了顿，又说，他不来了，我这摊子，就少了一个钟。

今年开春，孙寡老也走了。不是死了，是走了。儿子在南方买了房，接她去享福。临走那天，她挨个儿跟老主顾们道别，说，不卖了，不卖了，你们另找地方吧。那个买电视报的胖老太太拉着她的手，眼圈红了，说，你走了，我可咋办？孙寡老拍拍她手背，说，没事，没事，这世上离了谁都能过。

报摊拆了，木头架子不知弄哪儿去了。拐角那儿空空的，只有块油渍，还印在那儿，像块疤。

我现在路过那儿，还习惯性地往那个方向瞅一眼。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几个老主顾，也不知道上哪儿买报去了。也许他们也不买了，也许他们换了地方，也许他们也一个一个地，不来了。

有时候我想，孙寡老说的那个钟，真的停了。不是她一个人的钟，是那条街的钟，是那些老人的钟。嘀嗒嘀嗒走了几十年，忽然就不走了。可日子还在往前走，年轻人还在来来往往，谁也没注意到，街角少了一个卖报的老太太，谁也没注意到，有些人的时间，停在那儿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听说她在南方过得还行，儿子孝顺，孙子听话。她打电话给老邻居说，那边什么都好，就是闷，没人说话，也听不见叫卖声，静得慌。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不知道想没想起那个街角，那个卖了几十年的摊子，那几个每天来买报的老头老太太。也不知道想没想起那个下雨天，她说，不行，老李天天来买报，我不来，他白跑一趟。

这些事儿，大概也就她自己记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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