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所有人一样。

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我在凌晨一点走出了东门。

门卫室的灯还亮着，保安大叔在刷短视频，外放的声音断断续续，是一个女声在唱“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”。铁栅门留了一条缝，刚好够一个人侧身通过。四年来我们都是从这条缝里进进出出的，磨得铁栏杆上那一块漆都掉了，露出银灰色的金属底色，像一道旧伤疤。

东门外是一条窄街，白天卖水果和炒货，晚上九点以后，夜宵摊一辆一辆地推出来，煤气罐碰在水泥地上咣当咣当地响，像某种约定好的暗号。我来过这里多少次，已经数不清了。大一军训结束那天，全宿舍饿得眼冒金星，穿着还没换下来的迷彩服就冲出去，一人点了一碗炒粉干。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，操着江西口音，问我们要不要加辣。赵一鸣说要，周逸川说要，陈嘉豪说要。我说不要。端上来之后，老板单独给了我一碟辣椒油，说，姑娘你先尝，不够再加。那碟辣椒油后来被我全部倒进去了，辣得眼泪直流，但吃完了整碗粉。

后来我就成了东门夜宵摊的常客。考试周熬夜复习到凌晨，肚子饿了就穿拖鞋往外走。冬天的时候摊主们会支起那种红蓝条纹的塑料布挡风，里面挂着黄灯泡，从外面看像一盏一盏暖色的灯笼。掀开塑料布弯腰钻进去，热气糊一脸，眼镜片上立刻蒙一层白雾。等雾散了，就看见老板在铁板上翻炒的身影，锅铲碰铁板的声音清脆又急促，油烟被抽风机卷上去，又有一部分逃逸出来，把整个棚子熏得香而呛。

大三那年冬天，我在东门夜宵摊哭了。

其实不是什么大事。专业课上做了一个月的方案被老师否了，说没有灵魂。我站在那里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把五十几页的PPT从头听到尾，每一句点评都像一根针。下课后我给妈妈打电话，她说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，我说在改方案，她说早点睡别太累。挂了电话我走出东门，炒粉干的摊子还亮着灯。老板看见我，说今天这么晚。我说嗯。他低头炒粉，铁板刺啦一声，白烟腾起来。然后他把粉端过来，碗比平时大了一圈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。我说我没加蛋。他说送你的。我说为什么。他说，你看起来好像需要。

我看着那个荷包蛋，边缘煎得焦脆，蛋黄还是溏心的，在黄灯泡下面微微发亮。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老板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。棚子外面在刮风，塑料布被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，像什么东西在呼吸。我吃完了那碗粉，把汤也喝干净了。荷包蛋的溏心流出来，和炒粉的酱油混在一起，咸咸的，很好吃。

后来那个方案我重新做了，过了。

毕业前我又去了一次。这回不是一个人，是402全宿舍。赵一鸣考上了研，周逸川签了上海的公司，陈嘉豪要回广东，我留在这座城市。我们点了四碗炒粉干，全部加辣，又加了一盘炒螺丝和几瓶啤酒。塑料棚子里很吵，隔壁桌在划拳，再隔壁桌在讨论世界杯，油烟和笑声搅在一起，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。老板看见我们，多炒了一盘花甲送过来，说毕业了？我们说嗯。他搓了搓围裙上的油渍，说以后想吃了就回来。我们说好。

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有些人大概不会再回来了。

吃到凌晨三点，棚子里的人渐渐散了。老板开始收摊，把铁板上的油渍铲掉，煤气罐一个一个搬上三轮车。我们站起来结账，他摆摆手说这顿算他的。赵一鸣要扫码，他把二维码翻过去扣在桌上，说，你们是最后一届了。下个月这条街也要拆了。

我们愣住了。

他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黄灯泡下面慢慢散开。这条街二十年了，他说，我在这里炒了十五年粉。你们大一的时候才十八岁吧，现在都二十二了。我女儿也二十二了，在南昌上大学，学会计。

没有人说话。塑料棚外面，东门的铁栅栏在路灯下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。保安大叔大概睡着了，短视频的外放声已经停了。

我们走出棚子。四月的夜风还带着凉意，把炒粉的油烟味吹散在身后。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老板蹲在三轮车旁边抽烟，黄灯泡把他的影子缩成一小团，塑料棚子已经拆了一半，红蓝条纹的布堆在地上，像一面褪色的旗。

我忽然想，很多年后我可能不记得那些课堂、那些考试、那些在图书馆度过的下午。但我会记得这个棚子里的黄灯泡，记得铁板上的白烟，记得一个素不相识的江西老板在我最难过的那天晚上，往我的碗里放了一个荷包蛋，溏心的。

东门的铁栅栏还是留了一条缝。我们一个一个侧身通过，铁栏杆上那块被磨掉的漆在月光下微微发亮。赵一鸣说，以后再也钻不了这条缝了。周逸川说，以后连这条缝都没有了。陈嘉豪说，走吧，回去水饺了。

我们笑起来，笑声在空荡荡的街上飘了一小会儿，就被风吹散了。

走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忽然想起大一军训结束那天，四个人穿着迷彩服冲进同一个棚子。那时我们还不熟，吃粉的时候各自低头看手机。后来胖老板端上来一碗辣椒油，问我们要不要加。赵一鸣说要，周逸川说要，陈嘉豪说要。我说不要。

但最后，我的粉也变成了辣的。

和所有人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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