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大一下学期发现它的。

南区水房，紧挨着锅炉房的那一排平房最里面，有一间堆满杂物的小屋子。门从来不锁，推开的时候会发出很响的吱呀声，像一声被拉长的叹息。屋里塞着断了腿的课桌、落满灰的旧书架、几台淘汰下来的台式电脑显示器，屏幕灰蒙蒙的，像患了白内障的眼睛。我之所以推开那扇门，是因为那天热水器坏了，整栋宿舍楼的人挤在前面的水房排队打水，我为了绕开人群，才拐进了那条从没走过的走廊。

然后我看见它了。靠在墙角，被两摞旧教材和一只缺了轮子的办公椅半掩着。一架立式钢琴，漆面是暗红色的，落满了灰，琴键发黄，有几个键已经塌下去了，像缺了牙的笑容。琴盖上放着一盆早就枯死的绿萝，藤蔓干成褐色，还保持着垂挂的姿势，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。

我试着按了一个键。没响。又按了一个，还是没响。按到第三个的时候，它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，走了调的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。我把枯死的绿萝搬开，掀开琴盖，里面居然还算干净，琴弦没有断，只是松了。击弦机上积了一层薄灰，像初冬的霜。

后来我查了学校的校史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照片里找到了线索。那时候南区还没有现在的学生公寓，只有几排红砖平房，是教工宿舍。其中一间住着一位音乐系的老师，退休后也没搬走。照片的角落里，隐约能看见他家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装着一架钢琴。就是它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被带走，也许老师搬去了养老院，也许已经不在了。一架钢琴就这样留在水房的角落里，被旧教材和办公椅慢慢淹没，像一个被遗忘的词。

我开始偷偷去那间屋子。每周两次，周三和周五的下午，趁水房人少的时候。我什么也不会弹，小学学过两年电子琴，早就忘光了。我只是坐在那架旧钢琴前面，用一个一个手指头去找音。哆，来，咪，发，索。声音是歪的，像喝醉了酒的人走在直线上。但它肯响。每一次按键，它都努力地从积满灰尘的胸腔里挤出一个音来，有时候哑的，有时候闷的，有时候忽然亮一下，像乌云裂开一道缝。

我花了三个星期把《小星星》弹顺了。又花了一个月把《致爱丽丝》的前八个小节弹下来了。没有人听见。水房外面的锅炉嗡嗡响着，水管偶尔咕噜噜叫一阵，把钢琴声盖得干干净净。这让我很安心。我不是在表演什么，我只是在和这架被忘记的钢琴说话。

大二冬天，我在水房遇见了一个人。准确地说，是他发现了我。

那天我刚弹完一遍《小星星》，正对着塌下去的琴键发呆。门被推开了，那声熟悉的吱呀响起来。我吓了一跳，回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生，手里拎着暖壶，站在门口，表情和我一样错愕。我们对视了几秒。他说，是你在弹？我说嗯。他说，这屋子原来有钢琴。我说嗯。他顿了顿，说，弹得挺好的。

他叫沈栩，学计算机的。他住南区五号楼，离水房很近，所以一直来这边打水。他和我一样，也是偶然发现这间屋子的，但他说他从来不知道墙角那堆东西底下是一架钢琴。我说，现在你知道了。他笑了一下，说，现在我知道了。

后来沈栩经常来。他不弹，他坐在那摞旧教材上听。有时候带两杯食堂的豆浆，我一杯他一杯，吸管戳进去的声音在狭小的屋子里格外清脆。我弹我的《小星星》和半截《致爱丽丝》，他喝他的豆浆，锅炉在外面嗡嗡地响。曲子结束的时候他会鼓两下掌，掌声被旧书架和落满灰的显示器吸掉大半，剩下一点点，刚好够落在我耳朵里。

大三秋天，沈栩带了一个调音扳手来。他说他查过了，网上能买到，不贵。我问他你会调吗，他说不会，但可以学。那天下午我们花了三个小时，对照着手机上的调音软件，一颗一颗地拧那些弦轴。有的弦轴已经锈住了，拧起来嘎吱嘎吱响，像不愿意醒来的人翻了一个身。调完之后，琴声亮了很多，虽然还是有几个键塌着，虽然最高音的那个键依然完全沉默。但整架钢琴像被洗了一把脸，露出了原来的样子。

沈栩说，它等了很多年了吧。我说，嗯。他又说，谢谢你发现它。我说，谢谢你来听。

大四了。我考上本校的研究生，沈栩签了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。离校前一周，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那间屋子。我弹了一遍《小星星》，又弹了《致爱丽丝》的前八个小节，然后停下来。沈栩问怎么不弹了。我说后面的还没学会。他说，那就留着以后学。

我们站起来，把琴盖合上。枯死的绿萝已经被我换掉了，新的一盆是从花鸟市场买的，叶子绿得发亮，藤蔓垂下来，搭在暗红色的琴盖上。沈栩把调音扳手放在绿萝旁边，说留给下一个发现它的人。然后他拎起暖壶，我关上灯，门在身后发出那声响亮的吱呀。

走出水房，锅炉还在嗡嗡响。冬天傍晚的天色是灰蓝色的，南区的红砖平房蹲在暮色里，像一排沉默的老人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子。窗户上没有灯，但我知道里面有一架旧钢琴，调好了音，塌了几个键，最高音沉默着。琴盖上有一盆刚换的绿萝，旁边放着一把调音扳手。

它们在等下一个推开那扇门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