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山的时候我走得很慢。构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，青苔比三年前厚了一些，石阶缺角的还是那一级。我走完最后一级，回头看了一眼。石阶在树影里拐了一个弯，消失在构树叶子的后面。它还在那里，等下一个数台阶的人。

学校有座后山，这件事我到大二才知道。

说是山，其实有些勉强。不过是校园北面地势隆起的一块高地，最高处大约也就十几层楼的样子，长满了构树、女贞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灌木。没有正式的名字，学生叫它后山，教职工叫它北坡，地图上只是一小块不规则的绿色。没有路标，没有指示牌，通向山顶的石阶藏在北门附近两栋老教工宿舍之间，被一棵斜长的国槐遮住大半。若不是那天为了抄近道去北门外取快递，我大概永远不会发现它。

石阶很旧了。不是那种规整的花岗岩台阶，是用大小不一的青石块随意垒成的，缝隙里长着青苔和蕨草，边缘被踩得圆润发亮。每一级的高度都不太一样，有的很矮，一脚就跨过去了；有的高得需要刻意抬腿，像在提醒你慢一点。我站在第一级石阶前面，仰头往上看——石阶在树影里拐了一个弯，消失在一片构树叶子的后面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像翻开一本书，发现中间有十几页粘在一起，你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

我走上去。石阶比看起来要长。拐过第一个弯，眼前又是一段新的台阶。再拐一个弯，还是一段。构树的枝叶在头顶交错，把午后的阳光切成碎片，洒在青石板上，亮一块暗一块。空气里有泥土和腐叶的气味，湿漉漉的，和山下干燥的九月完全不同。走到大约一半的时候，石阶旁边出现了一块小小的平地，有人在那里放了一条石凳。不是公园里那种，是真正的条石，粗糙地架在两块摞起来的砖头上，凳面上刻着两个字：坐吧。

字刻得很浅，笔画歪歪的，像小孩子写的。旁边还刻了一个箭头，指向石凳的方向。我坐下去，石凳凉凉的，隔着牛仔裤也能感觉到石头特有那种沉甸甸的温度。从这里望出去，能看见学校的一部分——图书馆的屋顶，操场的一角，东门外夜宵摊那条街的尽头。但都只看得到一点点，大部分被树冠挡住了。这里不像天台那样一览无余，它只给你看一小块，像一个人摊开手掌，让你看掌心里放着的东西。

后来我每周都去。不是每天都去，是每周，固定周三下午。那天我只有上午两节课，下午整个人是空的。室友们各有各的安排，赵一鸣去图书馆，周逸川去打球，陈嘉豪去他那个多肉社团。我就去后山。有时候带一本书，有时候带耳机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带。石凳上的“坐吧”两个字被我坐了很多次以后，好像变得更亮了，凹槽里的石粉被裤子蹭掉，露出下面青灰色的新茬。

大三那年春天，石阶旁边的构树开花。构树的花不起眼，淡绿色的，毛茸茸的，像挂了一树的小毛球。我坐在石凳上，看见石阶下面走上来一个人。是一个女生，穿着枣红色的卫衣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。她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到这里有人。我也愣了一下，因为除了我，我从未在这条石阶上遇见过别人。

她说，你也知道这个地方？我说，嗯。她说，我大一就发现了。语气里有一点得意，像小孩子抢先说出了一个秘密。她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石凳上，打开，里面是两听可乐和一包薯片。她递给我一听，我接过来，可乐是冰的，罐身上凝着一层水珠。她说，我叫谢予安。我说，好巧，我也姓谢。她笑了一下，拉开自己的那听可乐，喝了一口。气泡破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林子里格外清晰，像一场很小的雨。

她说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爬石阶。从第一级开始，一步一步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数台阶。数到石凳这里是一百一十七级，数到山顶是一百九十四级。数完了，气也喘匀了，那些堵在胸口的东西就松了一点。我问她，今天心情不好吗。她说，也没有，就是想来。顿了顿又说，可能是想找人喝可乐了。

我们坐在石凳上，喝完了可乐，吃完了薯片。她指着石凳上的“坐吧”问我，你觉得是谁刻的。我说不知道，大概是个很累的人。她说，也可能是个很温柔的人。他自己坐下来歇过了，就想让别人也歇一歇。她说话的时候，构树的毛球花落了一个在她肩膀上，她没有弹掉，让它待在那里。

后来我和谢予安常常在石阶上遇见。不是约好的，是碰。周三下午我去，她也去，碰上了就一起往上爬一段，或者坐在石凳上聊一会儿。碰不上就算了。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很松散的联系，像石阶缝里长的那些蕨草，不密，但根扎在同一个地方。她告诉我山顶有一棵很大的乌桕树，秋天叶子会变成深红色，像举着一树火焰。她告诉我石阶最上面那一级缺了一个角，踩的时候要小心。她告诉我她家在安徽，院子里也有一棵构树，她妈妈每年春天摘构树穗蒸着吃。

我问她构树穗是什么味道。她想了想说，没什么味道，就是春天的味道。

大四秋天，乌桕叶红的时候，谢予安说她要走了。她签了北京一家公司，提前去实习。走之前那天下午，我们一起去爬石阶。她数台阶，一级一级地数，声音很轻。数到一百一十七，石凳。我们坐下来。乌桕树的红叶从山顶飘下来，落了几片在石阶上，像几枚暗红的印章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——那种很小的小锁的钥匙——说，我在山顶乌桕树下面埋了一个东西。埋得不深，下次你来，如果钥匙还在，就挖出来看看。如果不在，就算了。

她把钥匙放在石凳上，就在“坐吧”两个字旁边。然后站起来，往下走。走了几步回头说，一百一十七，别忘了。

她走后第三天，我去了山顶。乌桕树红得像在燃烧。钥匙还在石凳上，被一片构树叶半盖着。我拿起钥匙，在树下找她埋的东西。没有埋很深，就在树根旁边一块松动的土下面。是一个小铁盒，装月饼的那种，上面画着嫦娥。打开，里面是一张纸条和一颗扣子。纸条上写着：“这颗扣子是我大一第一次爬石阶时掉的。那天心情很差，坐在石凳上哭了一场，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掉了。后来每次来都能看见它躺在石阶缝里，但我没捡。我想让它替我一直待在这里。现在我要去北京了，扣子交给你。你要是哪天也不开心，就来看看它。它在这个山上待了四年，比我们都久。”

我把扣子放回铁盒，铁盒放回原处，土盖好。钥匙我没有留下，把它也埋了进去。

毕业离校那天，我最后一次去后山。从第一级开始数，一步一步。数到一百一十七，石凳。坐了一会儿。数到一百九十四，山顶。乌桕树正是最绿的时候，叶子密密地叠着，把整片天空都遮住了，只在缝隙里漏下几道光。我蹲在树根旁边，用手摸了摸那片土。土是温的，被晒了一整天。铁盒就在下面，里面有一颗扣子、一把钥匙、一张纸条，和两个姓谢的人在这座山上坐过的四个秋天。

我没有挖开看。有些东西埋在那里就好。

下山的时候我走得很慢。构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，青苔比三年前厚了一些，石阶缺角的还是那一级。我走完最后一级，回头看了一眼。石阶在树影里拐了一个弯，消失在构树叶子的后面。它还在那里，等下一个数台阶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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