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没有缺口。只是转到后面的人，需要多等一会儿。

大一军训结束那天，我和室友们在食堂吃了第一顿饭。东区食堂二楼，我们端着餐盘找了很久的位置，最后在角落发现一张空着的圆桌。不是那种常见的四人长桌，是一张真正的圆桌，米白色的防火板桌面，边缘包着一圈铝合金条，中间有一个可以转动的玻璃转盘。转盘转起来会发出轻微的摩擦声，涩涩的，像用指甲刮过粗粝的纸面。我们四个人坐下来，把四份餐盘摆成一个十字。赵一鸣的红烧肉，周逸川的麻辣香锅，陈嘉豪的白切鸡，我的番茄炒蛋。转盘转起来的时候，四个餐盘像四块拼图，缓缓移动着，从一个位置换到另一个位置。周逸川伸手把转盘按住，夹了一块陈嘉豪的白切鸡。陈嘉豪说你自己没有吗，周逸川说你的比较香。然后我们都笑了。那种笑没什么来由，可能是因为军训终于结束了，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和这些将要共处四年的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可能是因为圆桌的转盘转起来的样子确实有点好笑。

那天我们约定，以后每周至少在这张圆桌上吃一顿饭。

大一的每个周三晚上，我们准时出现在那张圆桌旁。四个餐盘，有时候五个——谁的社团朋友、谁的老乡、谁在选修课上认识的女生。人多了就挤一挤，塑料凳子挨着塑料凳子，胳膊肘碰胳膊肘。转盘上的菜越来越多，转起来需要更小心，不然筷子会打架。那时候我们聊什么？聊军训教官的口头禅，聊哪个老师点名最严，聊食堂哪个窗口的阿姨打菜手不抖。都是很小的事。但那些很小的事放在圆桌上转一圈，从一个人嘴里到另一个人嘴里，就变得很大，很满，像转盘中央那盆免费的紫菜蛋花汤，每个人都要舀一碗。

大二开始，周三晚上的圆桌聚餐开始出现空缺。先是周逸川，他加了吉他社，周三晚上要排练。然后是赵一鸣，他开始准备六级，周三晚上有模拟考。再然后是我，接了学生助理的工作，有时候晚上要值班。最后是陈嘉豪，他说周三他要去花圃。圆桌上剩下的人越来越少，有时候只有两个，有时候一个都没有。那张圆桌空在那里，转盘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，铝合金包边反射着食堂日光灯的白光，冷冷清清的。有一次我周三值班结束得早，路过食堂，特意上二楼看了一眼。圆桌空着，转盘上不知道被谁放了一个橘子。橘子孤零零地待在玻璃转盘正中央，像一颗很小的、橙色的太阳。

那个橘子后来不知道被谁拿走了。或者没有，自己滚下去了。

大三那年秋天，我们终于在圆桌上凑齐了一次。不是周三，是赵一鸣的生日。陈嘉豪提前去食堂占座，把圆桌擦了又擦，转盘转了好几圈确认没坏。我们四个人，加上赵一鸣的女朋友，加上周逸川乐队里的贝斯手，六个人把圆桌围满。转盘上堆着从食堂各个窗口打来的菜，红烧肉、麻辣香锅、白切鸡、番茄炒蛋，还有从校外蛋糕店买来的一个很小的蛋糕，奶油做的玫瑰花挤得歪歪扭扭的。赵一鸣吹蜡烛的时候，转盘还在转，蛋糕跟着转，烛火被带着晃了一下，差点灭了。赵一鸣的女朋友伸手按住转盘，说你们能不能让蜡烛安静一会儿。周逸川说，不能，圆桌的精髓就是转。然后他又把转盘拨了一下。蜡烛的火苗在转动中拉成一条细细的、明亮的光弧，把围坐在圆桌旁的每一张脸都照了一遍。

那天晚上我们待到食堂快要关门。保洁阿姨开始拖地，拖把碰到桌腿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我们站起来收拾餐盘，陈嘉豪把剩下的蛋糕装回盒子，说带回去给多肉吃。我们都愣了一下，然后笑成一片。走出食堂的时候，赵一鸣回头看了一眼那张圆桌，说，大四了还能这样就好了。

大四了。我们没有做到。

大四的周三，圆桌聚餐彻底消失了。赵一鸣在准备考研复试，每天泡在图书馆，吃饭都在图书馆负一层的便利店解决，一个饭团一杯豆浆，十分钟吃完。周逸川签了上海的公司，提前去实习，周三晚上他还在公司加班。陈嘉豪回广东面试，走了两周。我考研失败，开始海投简历，周三晚上在宿舍改简历，改到食堂关门才想起来还没吃饭。有一回我忙完已经快九点了，鬼使神差地走到东区食堂。二楼已经关了，灯灭了，只有走廊里亮着一盏应急灯。我站在玻璃门外往里看，圆桌还在那个角落，转盘上什么都没有，铝合金包边在暗处泛着一点微弱的光。

毕业聚餐那天，我们特地选了那张圆桌。不是食堂，是校外的饭店。但我们在包间里看到了一张和食堂那张几乎一模一样的圆桌，米白色桌面，玻璃转盘，铝合金包边。赵一鸣说，就这桌。我们坐下来。四个人，没有多，也没有少。菜上了一道又一道，转盘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我们喝了酒，说了很多话。说大一军训结束那天第一次坐圆桌，说赵一鸣生日那天转盘上的烛火，说陈嘉豪要把蛋糕带给多肉吃。笑着笑着，周逸川忽然不笑了。他把转盘按住，说，再转一次吧。我们都没说话。他松开手，把转盘轻轻拨了一下。转盘无声地转起来，上面的碗碟、酒杯、醋瓶、辣椒罐，缓缓移动着，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。像四年里所有在这张圆桌旁流转过的傍晚，像那些被夹来夹去的菜，像那些说出口和没说出口的话。

转盘停下来的时候，周逸川面前停着那碟红烧肉，赵一鸣面前是白切鸡，陈嘉豪面前是番茄炒蛋，我面前是一盘我从头到尾没动过的鱼香茄子。

我们互相看了一眼，把面前的菜夹了一筷子，放进自己碗里。

然后继续吃。

毕业离校那天下午，我一个人去了东区食堂二楼。不是饭点，食堂里没什么人，几个窗口在准备晚餐，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。圆桌在角落，空着。转盘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，中间放着一个橘子。不知道是不是两年前那个橘子，当然不是。但又好像是。我在圆桌旁坐了一会儿。日光灯嗡嗡响着，转盘安静地待在桌面中央，铝合金包边上映出我模糊的倒影。

我伸手拨了一下转盘。它转起来，涩涩的摩擦声响起来，像用指甲刮过粗粝的纸面。转了几圈，慢慢停了。

我把那个橘子拿起来，放进口袋里。起身走了。走出食堂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是周逸川，他说他到上海了，租的房子在十四楼，窗户对着一条高架桥。我说挺好的。他说，你们那边圆桌还在吗。我说，在的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那我挂了。

我没有告诉他转盘上多了一个橘子，也没有告诉他橘子现在在我口袋里。有些东西不需要说。圆桌知道，转盘知道，那些在转盘上转过无数圈的傍晚知道。我们曾经围坐在一起，把四份餐盘摆成一个十字，把菜夹到彼此的碗里，把笑递来递去，把四年转成一个圆。

圆没有缺口。只是转到后面的人，需要多等一会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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