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馆没有了。可是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那张斑斑驳驳的八仙桌，那只胀鼓鼓的暖水瓶塞，那颗在水里慢慢化掉的冰糖——它们都还在。在记忆里，在某一个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，等着下一个礼拜天的午后。

镇上的茶馆，在东街的拐角处，没有招牌，只挑着一面布幌子，蓝底白字，写着一个“茶”字。那字不知是谁写的，笔画粗粗的，憨憨的，让风雨漂得淡了，却还是端端正正的，像一个执拗的老人，不肯倒下。

门是两扇老木门，推开的时候，会吱呀一声，长长的，懒懒的，像一声叹息，又像一个哈欠。门里便是另一个天地了。光线是暗的，从木格窗里透进来，让窗纸滤过，便成了昏昏的、黄黄的一片，像陈年的米酒。空气是厚的，稠稠的，有茶香，有烟味，有老木头让岁月浸透之后那种沉沉的气息，还有一种说不清的、暖烘烘的东西，大概是人的呼吸和人声，在这屋里闷了几十年，便生了根，再也散不去了。

几张八仙桌，几把条凳，桌面上漆皮掉了大半，露出底下黄白的木纹，让茶渍染得斑斑驳驳的，像一幅抽象的画。墙上挂着一幅中堂，画的是山水，纸已经黄得透了，远山近水都朦朦胧胧的，像隔着一层薄雾。中堂两边是一副对联，字也模糊了，只隐约辨得出“茶亦醉人何必酒，书能香我不须花”十四个字。靠墙角是一排热水瓶，竹壳的，旧得发黑了，瓶塞是用布头裹着棉花做的，每一个都胀鼓鼓的，像刚出笼的馒头。

掌柜的是个精瘦的老人，姓陈，镇上人都叫他陈爹。他永远穿着一件灰布的对襟褂子，袖子卷到肘弯，露出两截干瘦的手臂。他话不多，见人进来，只是点点头，从木格子里取出一只白瓷盖碗，放一撮茶叶，拎起热水瓶，哗地冲下去。那动作是极利索的，一气呵成，滚水注入碗中，茶叶便呼地一下翻上来，又慢慢舒展开，像刚睡醒的人伸着懒腰。然后他把盖碗往你面前一推，又去忙别的了。

来的都是熟客。有退了休的老教师，戴一副老花镜，每天下午准时来，占着靠窗的那张桌子，从怀里掏出一本线装书，一看便是一下午。他看的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书页让手指翻得发毛了，书脊也裂了，用白线重新订过。他看书的样子极专注，偶尔抬起头来，端起盖碗呷一口茶，嘴皮子动一动，像是在咀嚼什么——不知是茶味，还是书味。

有退了休的老工人，几个凑成一桌，打一种极慢的纸牌。牌是旧扑克牌，边角都毛了，用橡皮筋箍着。他们出牌是不出声的，只是把牌往桌上一搁，对方便明白了。偶尔有人输了，也只是笑一笑，从兜里摸出几颗花生来，算是彩头。花生壳丢了一桌，掌柜的也不扫——他说花生壳有油，养木头的。

还有一些人，不看书，不打牌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坐着。有的靠着墙，半阖着眼，像在打盹，又像在想什么。有的对着窗外发呆，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巷子，偶尔有人走过，影子一闪，便又安静了。有的把盖碗端在手里，用碗盖一下一下地拨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，拨一拨，呷一口，再拨一拨，再呷一口——那样一盖碗茶，可以喝一个下午。

我那时候还小，是跟着祖父去的。祖父是茶馆的常客，每个礼拜天下午，他都要去坐一坐。他牵着我，推开那两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陈爹便抬起头来，点一点，从木格子里多取一只盖碗。我是不喝茶的，嫌苦。陈爹便给我倒一碗白开水，又从柜子底下摸出一颗冰糖来，丢进水里。冰糖在热水里慢慢地化着，我便捧着碗，看那透明的东西一点点变小，最后只剩一小粒，像砂，又像盐，然后倏地一下，不见了。

茶馆里的声音，是好听的。不是音乐的好听，是那种热热闹闹、却又一点也不吵的好听。水壶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地响着，像一眼小小的温泉。热水冲进盖碗时，哗的一声，短促而清亮。碗盖碰着碗沿，叮叮的，脆脆的，像微风拂过风铃。老教师们说着话，声音是低的，缓缓的，像茶烟在空气里袅袅地散着。老工人们拍牌的声音，是闷的，啪的一声，拍在桌上，带着些快意。还有墙角那台老座钟，钟摆一晃一晃的，发出的声音是沉沉的，稳当的，一下，一下，像是这屋子的一颗心，在慢慢地跳着。

祖父坐在那里，总是不大说话的。他只是端着盖碗，慢慢地喝着，看着窗外的巷子，像是在等什么人，又像是在想什么事。有时候他会用手指蘸一点茶水，在桌上写几个字。写的什么，我那时不认得。后来才渐渐知道，他写的是《诗经》里的句子——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他写完了，便用手掌一抹，字迹便糊了，只剩一片水痕，慢慢地干了。外面的巷子，杨柳倒是有一棵，歪歪地长在墙角，春天的时候，也会飘些絮，白白的，软软的，在风里打着旋儿。

后来我离开镇子，到城里读书，茶馆便去得少了。再后来，听说陈爹过世了，茶馆便关了。那面布幌子也不知去向了。城里自然也有茶馆——不叫茶馆，叫茶楼，叫茶艺馆。是明晃晃的，满墙的字画，都是装裱好了的，挂着出售。茶是论壶卖的，一壶几十上百不等，有龙井，有铁观音，有普洱，名字都取得极雅，叫“春风得意”，叫“一叶知秋”。茶艺小姐穿着旗袍，用紫砂壶泡茶，手法是极讲究的——温壶，醒茶，闻香，凤凰三点头。可是那样的茶馆，我却坐不住。大约是太雅了，雅得让人不敢说话，不敢把花生壳丢在桌上，不敢用手指蘸着茶水写字。

有时候我也会想，那个靠窗看《资治通鉴》的老教师，后来去了哪里；那些打纸牌的老工人，还聚不聚；那些靠着墙打盹的、对着窗外发呆的人，如今散落在何处。他们大约也都老了，也都不再喝茶了罢。可是每次想起他们，心里便有一种熨帖的暖，像冬天喝了一口热茶，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。

前年回乡，我特意去了一趟东街。那两扇木门还在，只是紧闭着，漆皮剥落了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。门楣上还有两个钉眼，是当年挑幌子的地方。我站在门外，从门缝往里看——里面暗暗的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有一股陈年的、沉沉的气息，从门缝里渗出来，混着茶香，混着烟味，混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午后。

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，好像还能听见那些声音——水壶在煤炉上咕嘟咕嘟，热水冲进盖碗里哗的一声，碗盖碰着碗沿叮叮的，座钟在墙角一下一下沉沉地走着。还有祖父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字的声音——那声音是没有声音的，可是我记得，记得那指尖划过木纹时，那种涩涩的、润润的触感。

茶馆没有了。可是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那张斑斑驳驳的八仙桌，那只胀鼓鼓的暖水瓶塞，那颗在水里慢慢化掉的冰糖——它们都还在。在记忆里，在某一个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，等着下一个礼拜天的午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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