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路会消失，但走过路的人不会。有些船会靠岸，但摆渡过的心，永远在江上。

白雾还没散尽，渡口已经醒了。
老周蹲在石阶上抽烟，脚边搁着一只搪瓷缸，茶渍积了厚厚一层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江水拍着驳岸，慢悠悠的，像打不起精神。远处有货船拉了一声汽笛，沉闷地滚过水面，惊起几只白鹭。
这是清江上最后一个渡口。桥快要通车了，等桥通了，摆渡船就要永远靠岸。

我是在一个清晨找到这个渡口的。说是渡口，也不过是一段水泥台阶，一根歪歪扭扭的铁桩，桩上拴着一条钢丝缆，连着对岸。老周的船就系在缆上，是一条老式的人力渡船，船身漆成深绿色，漆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。船尾架着一把木桨，桨柄被手掌磨得油亮，像包了浆的古董。
我问老周，一天能摆多少人。
他想了想，伸出三根手指。三十？他摇头。三个？他点头，又加了一句：有时候一个都没有。
那为什么还摆？我没问出口，觉得这话多余。

上船的时候，老周让我坐稳了。他解开缆绳，双手握住木桨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然后向后一仰，船便离了岸。动作极慢，像一帧一帧的慢镜头。船到江心的时候，他忽然停了桨，任船顺着水流漂。雾还没散尽，两岸的景物都虚着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。四下里只有水声，桨声，和他沉沉的呼吸声。
他忽然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像是说给自己听的：我在这条江上摇了四十年。
四十年。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平平的，像在说今天早上吃了什么。
初来的时候水多清啊，看得见底下的石头，石头缝里有螃蟹，小孩子伸手就能摸到。他说着，目光落在远处，像是在看四十年前的水。后来上游建了厂，水就浑了。再后来，挖沙的船来了，把河床挖得坑坑洼洼。有一年大旱，江底露出来，到处都是裂缝，像一张干裂的嘴。

船靠了对岸，一个等船的人也没有。老周也不急，把船缆拴好，从怀里摸出一支烟点上。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，被江风吹散了。他说，以前这个时辰，岸上能排二三十个人，挑担子的，背篓子的，赶着上学的小孩，推着自行车的小贩，吵吵嚷嚷的，热闹得像赶集。现在人都走公路了，开车绕一个大圈，比以前快。
那您为什么不走？我终于问出了口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目光很温和，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走？走到哪里去？这船就是我的路。

太阳渐渐高了，雾散了。江面上泛着细碎的金光，对岸的村庄一点一点清晰起来。白墙黛瓦的房子，绿油油的菜地，村口一棵老槐树，树下坐着几个老人，像几尊凝固的雕像。
又等了半个时辰，终于来了一个人。是个老婆婆，提着一篮子鸡蛋，步履蹒跚地走下石阶。老周赶紧上前扶了一把，嘴里念叨着：慢点慢点，不着急。
船又开了。这一次，老周摇得快了些，身子起伏的幅度也大了，像是专门为这位唯一的乘客，演一场告别的戏。老婆婆坐在船头，篮子里鸡蛋磕碰的声音，像一串不连贯的音符。她忽然说：以后桥通了，你就不用摇了，可以歇歇了。
老周没有接话。他低着头，一下一下地摇着桨，桨叶切开水面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船靠岸的时候，他帮老婆婆把篮子提上去，目送她慢慢走远，消失在村口的老槐树后面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看着我。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像是释然，又像是舍不得。他蹲下来，把手伸进江水里，缓缓地搅动。水很凉，他的手指在水里变得模糊，像泡化了一样。
他忽然轻轻说了一句话，风大，我没听清。但我不需要听清了。

后来桥通了。我没有再去看。听说老周把船拖上了岸，倒扣在渡口边的草地上，像一只搁浅的鲸。船底长出了青苔，孩子们把它当滑梯玩，笑声传得很远。
我不知道老周去了哪里。但每次路过那座桥，看见桥下缓缓流淌的江水，我总会想起他的手。那双握了四十年木桨的手，骨节粗大，皮肤粗糙，像老树的根。那双手曾经一次次把船从这一岸送到那一岸，把日子从一个清晨送到另一个清晨。

有些路会消失，但走过路的人不会。有些船会靠岸，但摆渡过的心，永远在江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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