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块怀表现在还在我抽屉里走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把它拿出来，贴在耳朵上听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那是时间的声音，也是方师傅的手留在上面的温度。有些东西会停，有些人会走，但是会修东西的人，能让停下来的东西重新走起来，能让走远的人，在某个滴答声里，再回来一会儿。

镇西有条弄堂，弄堂尽头是一家钟表铺。铺子没有招牌，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钟表，大大小小，新旧不一。它们都在走，却各走各的，指针指向不同的时刻，滴滴答答的声音混在一起，像一首没有指挥的合奏。铺子的主人姓方，镇上的人都叫他方师傅。他修了一辈子钟表，手指细长，指节微微弯曲，像一把精密的小镊子。

我第一次走进那家铺子，是因为一块坏了的老怀表。怀表是我祖父留下的，早就不会走了，但我一直带在身边。方师傅接过怀表，没有上仪器，只是把它贴在耳朵上听了听，然后翻过来看了看表盖内侧刻的一行小字。那是一行日期，还有两个名字的缩写。

“这块表停了很多年了吧？”他问。

我说有三十多年了。祖父走后，它就没再走过。

方师傅点点头，摘下眼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，然后从工作台上一堆细小的工具里拣出一把极薄的螺丝刀。他没有立刻动手，而是把怀表举到灯光下，对着光看了很久。灯光穿过表镜，在表盘上投下一小片温暖的光晕。他的目光在那片光晕里停留了片刻，像是在辨认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
“有些表，”他慢慢地说，“不是坏了，是自己在选时间停下来。”

我不太明白他的话。他也没有再多解释，只是开始工作。那双手真的很好看，苍老但稳当，螺丝刀在指尖纹丝不动。细小的齿轮、发条、螺丝，在他手里像有了生命，一粒粒地被安放回去。他做这些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沉进去了，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只有墙上那些钟表的滴答声，密密地织成一张网。

铺子里的钟表很多，每一只都不一样。有一只古老的座钟，木质的钟壳已经发黑，铜制的钟摆在玻璃窗后面缓缓地摇，一下，一下，慢得像在叹气。有一只旅行闹钟，外壳的漆磨掉了一大片，露出底下铁灰色的金属，但走得很准，嘀嘀嘀的，又急又快，像一个总在赶路的人。还有一只没有表盘的怀表，只有一堆裸露的齿轮露在外面，齿轮咬合着齿轮，一环扣一环，不停地转，不知道时间，只知道自己还在动。

方师傅告诉我，这些钟表大部分是别人送来修的。有的人修好了就拿走了，有的人再也没有来过。那些没人认领的钟表，就一直在他这儿走着。走一年，走十年，走到电池耗尽，发条松了，就停下来。他有时候会给它们上上发条，换换电池，让它们继续走。“它们在等人，”他说，“等一个可能不会再来的人。但只要还在走，就还有希望。”

我问他就没有想过关门退休吗。他笑了笑，没回答。我看见他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只老旧的布谷鸟钟。那只钟的木头小屋已经裂了缝，屋顶的漆也剥落了，但每到整点，那扇小门还是会打开，一只褪了色的小布谷鸟会探出头来，叫上几声。声音沙沙的，哑哑的，像一个老人在咳嗽。可是方师傅看着它的时候，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、很年轻的光。

怀表修好那天，方师傅把表递给我的时候，特意把表盘翻过来，让我看那行小字。“这个日期，”他指着那两个字的名字缩写，“是你祖父和他夫人的名字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那是祖父和祖母结婚的日子。祖母走得很早，祖父后来再也没有提过她，但一直带着这块表。表停了，他也不修，就那么揣在身上，揣了三十多年。

方师傅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他不想让时间再往前走了。停在那个日子，他就能一直留在有她的时间里。”

我捏着那块表，表壳还带着方师傅手心的温度。表针开始走了，滴答滴答的，很轻，很有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表壳里重新活了过来。那不是机械的声音，那是时间的声音。是三十多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回应的声音。

后来我离开那个镇子的时候，又去了一趟钟表铺，想跟方师傅道个别。铺子的门关着，橱窗里的钟表还在走，滴滴答答的，和从前一样。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：“出门修钟，三日即归。”字迹很淡，要凑近了才能看清。

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但我知道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因为铺子里的那些钟表还在走，还有人在等它们的主人，还有主人在等一个电话、一封信、一次重逢。只要钟还在走，希望就还在。

人这一辈子，都在修修补补。修钟，修表，修一段走不下去的时间，修一个放不下的人。有些东西修好了，就继续往前走。有些东西修好了，只是为了在原地多停一会儿。

那块怀表现在还在我抽屉里走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偶尔会把它拿出来，贴在耳朵上听。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那是时间的声音，也是方师傅的手留在上面的温度。有些东西会停，有些人会走，但是会修东西的人，能让停下来的东西重新走起来，能让走远的人，在某个滴答声里，再回来一会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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