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低头吃了口包子，目光穿过高架桥空隙望见远处楼群反射着的晨光，冷而锐利。围巾的主人大概已经围上了它，而写信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一条围巾的长度是它唯一的遗产。

高架桥下面有一个快递站点，堆满了无人签收的包裹。管理员老胡每个月整理一次，把超过三个月无人领取的退回去。但有一个包裹在那里放了两年了，一个鞋盒大小的纸箱，地址栏写着“北四环东路高架桥下第三个桥墩”，收件人写的是“桥洞下穿红毛衣的人”。老胡第一次看到这个地址的时候笑了一下，觉得是恶作剧。但寄件人地址是真实的，一个贵州的小县城，寄件人叫刘素芬。老胡给那个地址写过信，退回的，说查无此人。他又打过包裹上的电话号码，空号。两年过去了，纸箱被压在众多包裹底下，边角磨破了，露出里面一层泡沫纸。老胡有时候整理货架会把它抽出来掂一掂，不重，轻飘飘的，像一双手套或者一条围巾。

去

年冬天特别冷，老胡值夜班的时候裹着军大衣坐在电暖器旁边。凌晨两点有一个穿红毛衣的女人走进来，说要取包裹。老胡问她单号，她说没有单号。“是一个很小的箱子，从贵州寄来的，收件人写的是‘桥洞下穿红毛衣的人’。”老胡愣了一下，从货架最底层翻出了那个积灰的纸箱。女人接过去的时候手在抖，她拆开包装，里面果然是一条围巾，红色的，手织的，针脚不太均匀，但很厚实。围巾里夹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小兰，妈织的，那边冷，记得围。”女人把围巾捧在手里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围在了脖子上。老胡倒了杯热水递给她，她接过来暖手，说了声谢谢。她说她叫小兰，那个地址是她以前住过的地方，她母亲每年冬天给她寄围巾，后来母亲不在了，但她还是会定期来这个站点看看。“我不知道她今年还会不会寄，但我总得来一趟。”她把纸箱叠好，抱在怀里走出了站点。

老胡后来查了记录，那个纸箱是两年前到的，里面确实是一条红围巾。寄件人刘素芬，地址是贵州某个村卫生所。老胡没有告诉小兰她的母亲两年前就寄了这条围巾，邮路走了四个月才到，到了之后在货架上躺了两年。他也没有告诉她，那张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很小的字，用的是圆珠笔，字迹有些抖：“小兰，妈今年身体不大好，这条围巾可能是最后一条了，你记得好好收着。”老胡把那张纸条翻过来看到了这一行字，然后把它重新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小兰走了以后他在站点门口站了一会儿，高架桥上的车流声嗡嗡的，像远处的大海。他回到屋里，从抽屉里找了一张新纸，模仿着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重新写了一张：“小兰，妈织的，那边冷，记得围。”他把自己写的纸条夹进了站点那本没人翻的登记簿里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可能他觉得一条围巾走了两年的时间才到它主人手里，应该有一张完美的便签。那一夜他值班到天亮，早晨六点他锁好站点出去吃早饭，高架桥下面的风很大，吹起他的领子。他看到桥墩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只小手，旁边写了一个字：“谢。”老胡没有擦掉那道粉笔印，让它留在桥墩的灰色水泥上，看起来像一句没有寄件人的回信。他低头吃了口包子，目光穿过高架桥空隙望见远处楼群反射着的晨光，冷而锐利。围巾的主人大概已经围上了它，而写信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一条围巾的长度是它唯一的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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