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着双手站在供销社的灰暗中。它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,它还在等下一个顾客,等一把糖,等一场已经散场的交易。
供销社关门后,柜台还在。长长的玻璃柜台,里面已经空了,没有糖果、没有布匹、没有煤油灯。玻璃上落满了灰,但透过灰还能看到里面铺着的旧报纸,报纸的日期停在了1990年。柜台后面那个算盘还放在老位置,算珠落了一半,像一个没有做完的题目。墙壁上挂着的价目表已经褪色了,但“食盐 0.15元/斤”几个字还能看出来。这座空荡荡的供销社像一个被抽干了内容的容器,只剩下外壳和气味。气味是混合的——煤油、红糖、棉布、肥皂,都还在,只是变得很淡,像一首唱完了但尾音还在的歌。
我趴在柜台上看里面,报纸上有一则新闻:“本地今年粮食丰收,比去年增产一成。”旁边还有一条广告:“凤凰牌自行车,质量可靠,欢迎选购。”1990年的报纸,不知道是谁铺进去的,铺的时候也许只是想垫一下柜台,没想到一垫就是三十多年。那个算盘旁边还有一块橡皮,已经硬得像石头了,但还能看到上面印的“上海”两个字。柜台没有锁,侧面的一扇小门可以用手推开。我推开那扇门,走进去,站在柜台后面。从那个位置看出去,能看到供销社的整个空间——空荡荡的货架、脱漆的墙面、一只倒扣在角落的木桶。
我站在柜台后面站了很久,想象这里有人的样子。一个戴着袖套的售货员,站在我现在的位置,用一把秤称着散装的白糖。顾客在柜台外面等着,把布口袋撑开,接过装好的糖,数出毛票放在柜台上。那些声音已经没有了,但柜台还在。称还在,算盘还在,价目表还在。一个柜台是什么?是一个被信任的位置。人们把东西放在上面,把秤放在上面,把纸币放在上面,也把需要交换的信任放在上面。现在柜台空了,但它仍然保持着那种被信任的姿态,空着双手站在供销社的灰暗中。它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,它还在等下一个顾客,等一把糖,等一场已经散场的交易。
